以周恩来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为全面加强党对中国南方国民党统治区以及部分沦陷区工作领导而在战时陪都重庆设立的指挥中心。

毛泽东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称赞南方局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

群众工作是南方局各项工作中成效比较突出的。

正是因为较好地贯彻了群众路线，南方局才能在艰险恶劣的环境中，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胡乔木曾评价：“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了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精干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

南方局群众工作的主要任务有二：

一是团结各族各界群众，推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二是高举民主伟大旗帜，推动国内和平民主进程。

在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下，南方局的群众工作和抗日根据地或边区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相较，有自己的特殊性。

毛泽东曾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南方局开展党的群众工作，更具有纪律的严明性、策略的灵活性、斗争的坚韧性和方式的隐蔽性。

在实际工作中，南方局“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采取了一系列既能保护自己又能深入群众的工作策略，既站稳了脚跟，完成了任务，又赢得了群众，扩大了影响。

根据南方局的实际运行情况，可以把其群众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奠基准备阶段（1938年9月—1939年1月），从南方局获批成立至南方局正式成立，以武汉、桂林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掀起高潮，为后来南方局在大西南大后方的群众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全面推进阶段（1939年1月—1946年5月），从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至东迁南京，“南方局继承长江局民众救亡运动即群众统战的传统，仍然努力于这项工作”，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促进党的自身力量在群众工作中发展壮大。

第三，高潮收官阶段（1946年5月—1947年3月），从重庆东迁南京至国共谈判破裂、南京局被迫撤回延安。

关于南方局与南京局的关系，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说过：“南京局就是南方局”，其办事机构和组成人员均未调整，群众工作也在抗战时期基础上进一步升华，掀起新热潮，推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

在特殊环境中，南方局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开展群众工作，在服务党的中心工作，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取得了重要的历史功绩。

夯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抗战时期，南方局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最大限度动员和组织军民，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

（一）在思想上激发了各界群众的抗战意识

南方局注重用思想文化激发全民抗战的热情和积极性，坚定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在领导大西南、大后方进步文化人士，凝聚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救国的过程中，南方局明确提出：“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即发展进步文化力量，团结一切抗日的文化力量。

一方面充分利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中苏文化协会等公开文化机构，广泛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切实关心保护爱国知识分子，培养造就了一支“为民族呐喊、为民族战斗”的文化大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一方面充分利用一切文艺形式和机会，最大限度动员和组织南方国统区以及部分沦陷区广大民众投身到抗战救亡的洪流中。

周恩来、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7月8日，周恩来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以此激发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激情，发挥文化界对抗战的宣传作用。

1940年，周恩来在重庆进行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露天演讲，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扩大，中国必须坚持自力更生，抗战到底。时间长达三个半小时，听众达9000多人。

人们不仅为周恩来对时局的精辟分析所折服，更被他溢于言表的爱国主义热忱所打动。

叶剑英于1939年5月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作了《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讲，突出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还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

叶剑英的报告振奋人心，给学员们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一扫过去“速胜论”“亡国论”的错误思想。

叶剑英还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抗日宣传文章，对于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分享敌后抗战经验，教育群众团结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方局还注意发挥舆论宣传的政治引导作用，要求《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开辟“妇女之路”“友声”“工人园地”“青年生活”等专栏，以便社会各阶层及时了解抗战时局以及党的政策主张。

在南方局广泛的群众动员和深入持久的组织下，不仅重庆的抗战文化得以发展壮大，桂林、昆明、贵阳等“文化据点”也逐步形成，大西南、大后方抗战文化生机勃勃，在思想上激发了各界群众的抗战意识，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凝聚起强大精神动力。

（二）在组织上强化了各界群众的抗战能力

组织群众参军参战，捐款捐粮。

南方局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联系各救亡团体，通过创办刊物，组织剧社、宣传队、歌咏队，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大力宣传全面抗战路线，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广泛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

根据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多的特点，南方局及所属各地中共党组织还努力加强少数民族工作，建立抗日游击武装，使内地和边疆、城市和乡村的抗日民众充分组织调动起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四川为例，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出川抗战总计约 40万人。四川人中共征近 300万人补充抗日队伍，为全国各省之冠”。

据统计，自 1941至 1945年，四川共征稻谷 8220万余市石，占全国征起稻谷总量的 38.57%，这其中，离不开南方局的宣传动员和组织推动。

广交抗日志士，强化抗战能力。

南方局积极动员和团结海外华侨、地方实力派、民族工商界爱国群众投身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

比如，南方局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要尽最大可能帮助海外各地华侨青年陆续回国，并把他们护送到延安等各抗日根据地。

仅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南方局就将几十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日青年送去陕北，其中第二批就有六七十名华侨青年。

交通被阻断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又把大批华侨青年送到华南各抗日游击根据地，仅参加东江游击队的就达1000多人。

这些青年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提供了人力上的补充和支持。

周恩来、叶剑英以其在黄埔军校任教的特殊经历，争取和团结了许多同盟者，尤其是云南、广西、广东、四川地方实力派上层人物，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骨干力量。

南方局及所属各地中共党组织的群众工作，不仅将大西南、大后方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潜在力量激发出来，而且领导他们有组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极大地提高了南方国统区以及部分沦陷区民众的抗日力量，对全国的抗战局面从战略相持转向战略反攻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在行动上孤立和打击了亲日势力的投降逆流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

1939年1月3日，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伟大的民族义愤应变成一个广泛的运动和热烈的浪潮。”

“这种声讨民族叛徒的浪潮，将会形成我全国人民的一种广大的动员。”南方局及所属各地党的组织也加紧在思想上引导大后方的群众及时认清并反对亲日势力的分裂阴谋。

在实践中，南方局积极组织和领导社会各界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

香港的示威群众几乎捣毁了汪派机关报《南华日报》，到1939年八九月份，“讨汪”进入高潮，运动从大中城市扩散到了边远地区的小县城。

贵州兴仁、四川洪雅等地也举行了群众性“讨汪”集会，在行动上孤立和打击了亲日势力的投降逆流。

推动国统区民主政治的发展

为加强对南方国统区以及部分沦陷区群众的组织领导，南方局指示其所属各地中共党组织，选派一批党员干部在国统区大城市深入群众，广泛开展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争取人民群众的新闻、言论、集会、结社等民主权利。

南方局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使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各团体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质，推动了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加快了国统区民主发展的进程。

（一）争取民主，反对独裁

早在 1937年 5月，毛泽东就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

南方局领导群众积极开展争取民主的斗争，一方面，在政治制度上，争取变国民党独裁专制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争取大西南、大后方广大人民群众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

在争取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方面，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开展了多方面活动，收到了显著成效。

南方局充分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讲坛，频繁地参加活动，向大西南、大后方的群众宣传争取民主的政治主张，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意见后，南方局即领导群众，于1944年10月在成都、昆明、重庆等地相继举行群众集会积极响应，并进一步提出了“坚持抗战，实行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等要求，在大西南、大后方掀起了改组国民党政府为联合政府、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民主运动高潮。

南方局还积极争取人民的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

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关心影响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相继成立。

民主党派成立后，南方局又根据斗争实际，创造性地制定了“扶持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的工作方针，在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促进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同时在两个区域、两个战场、两条战线上进行。

一个是“红色区域”，即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抗战时期称为“边区”“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称为“解放区”；

一个是“白色区域”，即国民党当局直接控制的区域，抗战时期称为“国统区”“大后方”，后来解放战争时期也称为“蒋管区”。

这两个区域、两个战场、两条战线上的革命斗争，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相互配合、协同推进的。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把国统区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表述为“第二条战线”，这也是对国统区群众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南方局负责领导整个南方国统区以及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

南方局及所属各地中共党组织秘密而巧妙地宣传引导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各种革命斗争，条件成熟时则适时地、广泛地组织发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

以工商界为例，“三百六十行，几乎天天有几个行业请愿提要求，开记者招待会，弄得国民党穷于应付、狼狈不堪”。

通过南方局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国统区人民更清晰地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方针，使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变得毫无威信，毫无力量”。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前夕，第二条战线配合和服务人民解放军武装斗争，在蒋管区大中城市精心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学生、工人、妇女、农民等广泛参与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民主运动，使国民党反动派陷入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

南方局积极领导并参与的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戳穿了国民党当局的欺骗宣传，唤醒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团结了各民主党派以及爱国进步人士，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夯实了群众基础。

促进党的自身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南方局的群众工作，不仅配合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而且为党培养及锻炼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使党的自身力量在群众工作中发展壮大。

（一）使南方局在大后方站稳了脚跟

为了在国统区险恶复杂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南方局创造性地、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工作，紧紧依靠和团结大西南、大后方广大民众，与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

针对蒋介石集团愈演愈烈的反共倾向，南方局努力加强自身建设，要求下属各级中共党组织“要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大机关等）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要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如行政机关、团体、公司、交通经济部门等）保有我党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以此来壮大党的力量，建设坚强的、有战斗力的党组织。

南方局在南方国统区以及部分沦陷区，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在领导群众运动时，创造性地使用了多种灵活的工作策略。

譬如，建立“据点”，利用“合法”斗争掩护“非法”斗争，巧妙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影响群众、引导群众，提升了群众工作的水平。

因为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南方局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得到了他们的积极配合。

南方局及所属各地中共党组织得以保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

他们当中，有的为地下党开展工作提供场所和经费，有的介绍革命骨干分子加入党组织，有的掩护和营救暴露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从而为保存和壮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譬如，第28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公开支持中共地下组织出版发行《华西晚报》《华西日报》，掩护和营救暴露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

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从经费和活动上予以支持。

云南省主席龙云对民主运动采取同情和支持态度，使云南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一度成为南方国统区以及部分沦陷区的“民主堡垒”。

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为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张友渔、进步记者邹韬奋前往香港提供了方便等等。

此外，重庆女农场主饶国模无偿贡献出了自己的“大有农场”，使南方局“结庐红岩”，住有所居。

她从1939年开始，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枪口下，帮助南方局共产党人买粮食，解决育儿难题，尽己所能为党的事业作贡献，后来被邓小平称为“红岩村革命的妈妈”。

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南方局在大后方站稳了脚跟，恢复了组织，保存并壮大了力量。

（二）培养锻炼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南方局不仅开创了党的群众工作新局面，而且在群众运动中培养和输送了成千上万的骨干力量以及进步人士，他们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位南方局老党员曾经深情地回忆道：“红岩嘴是我们昔年的战斗的‘宝塔山’，也是我们早年受教育的红色母校。”

南方局培养的干部被输送到全国各地。

一是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充实革命力量。

仅1939年至1940年，南方局直接组织2000多名知识青年前往延安、晋东南抗大分校；

1945年6月至8月，南方局组织了500多名骨干投入到中原解放区。

二是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

1945年初至8月，仅南方局青年组秘密组织前往农村工作的青年积极分子就有160多人。

还有一些党的外围组织也输送了知识青年到农村，他们很快成长为当地反蒋武装队伍的骨干。

三是到大中城市推动形成第二条战线。

抗战胜利后，经过南方局培养的革命青年，随学校、机关、工厂复员到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为开展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发挥了带头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在外交工作领域还是国内各条战线，不管是中央国家机关还是地方各级党政部门，都有许多原南方局及所属各地共产党员在工作。

这些骨干力量以及进步人士都保持着南方局时期的政治品格，继续艰苦奋斗、继续谦虚谨慎，为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三）积聚影响了党的外围力量和广大进步群众

南方局根据国统区的斗争形势和群众工作要求，提出了富有创新性的“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工作方法，要求南方国统区及部分沦陷区党员干部要深入到社会具体岗位和不同部门中去，学生党员要勤奋学习、名列前茅，在职党员要踏实肯干、搞好本职工作。

这种方式既有利于掩护党的干部，隐蔽党的力量，保全党的组织；也便于发挥南方局及所属各地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团结引领群众、领导影响群众。

通过正确有效的工作方法，南方局在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社会各界中培养了一大批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骨干力量，并以他们为中心，影响了相当一部分党的外围力量和进步群众。

在开展工作时，南方局牢牢抓住争取中间势力这个关键。

毛泽东曾指出：“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

周恩来也根据实际斗争需要，提出“扶持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的方针。

在南方局的倡导和推动下，大后方企业界、经济机关的开明民族工商业者、中上层人士、经济理论工作者、高级职员等团结和组织起来，于1945年成立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等南方局的同志出席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成立大会。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于1945年12月通过的《对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提出了经济界、企业界对当时经济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和主张，这些意见符合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大西南、大后方产生了积极影响。

南方局还对桂系、川系地方实力派做了大量联络和团结工作。

在南方局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进步群众组织，如新民主主义者联盟、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协会、民主工人同盟等，成为了党的得力助手，是党和广大工人、农民、青年以及妇女界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南方局的群众工作，使大后方各阶层、各民族、各团体对中共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他们从内心深处支持、拥护中国共产党。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沈钧儒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为国为民，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赞成它的主张，有什么不好？这样做是很光荣的啊！”

作家老舍也曾表示：“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的抗战，我就跟着谁走。”

“拥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的民族工商业家古耕虞回忆说：“他（周恩来）勉励工商业家要有远见。他的这些开导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曾对教育家陶行知说：“你的学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共产党。”

陶行知听后说：“他们是否共产党，我不知道。但就是共产党，他们办事认真，又有能力，一心为抗战，为国家，为人民，又有什么不好呢？”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深刻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尽管斗争形势复杂，条件环境诸多不便，但南方局仍以出色的群众工作，为毛泽东这句话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关于南方局群众工作的经验方法，周恩来在1943年提纲挈领地总结道：一是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二是倾听群众意见；三是向群众学习；四是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

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初期，正是运用这些方法和艺术，南方局的党员干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开创了南方国统区以及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新局面。南方局群众工作的实践经验，今天依然富有启迪。

（作者：侯晋雄，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