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指导学习研究中共党史时明确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干部、阶级条件都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奠定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条件，肇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的五四时期。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成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各种新思想大举输入和引进，各种主义竞相争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冲破了传统思想的禁锢，拉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年，李大钊就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同年还写有《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烈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

五四运动刚爆发时，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这一时期，《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五四运动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译文，这样集中地介绍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干部条件，肇始于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大量涌现的五四时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侮而又在反帝斗争中屡遭失败的中国人民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一批激进民主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变成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经历了这一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五四前后，毛泽东两次到北京，热心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在五四运动后，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五四期间，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并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潮。1920年11月，周恩来前往欧洲留学，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和对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也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同一时期，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以及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李达、邓中夏、赵世炎、向警予、王尽美、邓恩铭等进步青年，结合辛亥革命的失败和五四运动的经历，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及“与劳工为伍”的实践，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条件，肇始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五四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因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坚决和彻底；中国无产阶级从破产农民出身的占多数，和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存在天然联系，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同时工人阶级也便于发动和组织其他劳动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五四运动前后正酝酿着先进力量的更换，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对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民众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发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体现出人民群众在民族复兴斗争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同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能够为人民认识真理指明方向和开辟前进的道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改造社会的武器加以接受的，他们一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群众中去，深入工厂、矿山、铁路、农村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筹备成立工人组织。注意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一开始就具有的特点和优点。“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