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对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几乎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这场运动的发生，既被看成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开端，也被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的百年间，对其的历史研究可谓层出不穷，几近成为一门显学。自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近20年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学术环境日益改善，五四运动研究接续此前的研究积累，在新的学术层面取得了持续进展。但是，这种研究进展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对五四运动整体性的广义研究上，而不是体现在作为一场“运动”本身的五四运动的狭义研究上。这种研究现状意味着，作为由特定时段发生的“运动”所构成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变迁过程，被淹没在广义的五四运动研究之中。这就带来了一个历史问题，即当学界讨论五四运动之际，到底是在讨论广义上的五四运动还是狭义上的五四运动？广、狭义五四运动是否事先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问题意识”的形成。就今年所说的五四运动100周年而言，所谓的五四运动指称的只能是狭义的五四运动。新世纪以来在这个层面上的五四运动研究，究竟取得了何种程度的进展，正是本文所要进行学术史综述的范畴。

一、五四运动爆发原因研究的新路径

在五四运动研究领域，对于这场运动如何发生，其原因构成的具体细节又是如何，学界的争议始终持续不断。以往研究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大都在宏观想象的层面，将其归结于民主与科学以及新社会阶层形成的推动，更多的是将其归结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进而诱发了中华民族长期被压迫的怒火，导致全民族的强烈抗争。但是，问题在于，民主与科学以及新社会阶层的形成，是如何构成五四运动发生的具体环节？目前的许多论证尚无法充分兑现史料层面的实证。另外，巴黎和会作为世界性的事件，又是如何与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发生关联的？其中的历史环节是由什么要素构成的？新世纪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别开路径，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民间外交的推动。这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初始原因，是由国内外民间外交活动推动而成，其中在国外以梁启超为主导，在国内则以林长民为主导。李书安撰文认为，1918年12月，梁启超、蒋方震等七人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等私人身份，在巴黎与各国政要及社会名流之间周旋，展开民间外交活动。与此同时，国内在1919年2月分别成立了“国际联盟同志会”和“国民外交协会”。这两个民间涉外社团发挥了与在国外的梁启超之间的外交信息沟通的作用。梁启超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得知在巴黎和会上美英法列强将胶东半岛主权私相授受与日本，当即于4月30日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一场不签字运动，以抵制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所以，巴黎和会上有关不利于中国的外交信息首先是由梁启超提供的，据此而言，由梁启超倡导的“国民外交运动”“亲手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关于五四运动的爆发与林长民的关系，研究者大致认可在国内配合梁启超的“国民外交运动”最得力的当是林长民。李书安一文在逻辑上也确认了林长民是五四运动爆发的推手。文章认为，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后，林长民在5月2日的《晨报》上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消息传出，举国舆论一片震动。5月3日，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全体职员大会，会议断然拒绝承认日本的“二十一条”及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既得利益，同时将日本的最后通牒期限5月7日定为“国耻纪念日”。第二天，五四运动就爆发了。但是，这种观点的成立，在逻辑上可推论，在史料支撑上却是无据的，因为没有史料可确证林长民亲自鼓动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欧阳军喜就此曾考索其间关系，同样强调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的刺激，但国内舆论把山东问题与济顺、高徐两项铁路问题联系起来，将外交失败归咎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显然与梁启超、林长民等人的宣传鼓动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林长民应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负责”。此论似乎也模棱两可，依然缺少史料的直接证实。徐文军同样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林长民与五四运动的发生有直接关系，但林长民对五四运动的宣传鼓动作用是有相应证据给予证明的。至于直接或间接证据是什么，该文依然没有给出有力的史料支持。尽管以上诸文无法提供直接的证明史料，但作为一种历史环节，并不能说以上所论没有意义。相反，这种意义正体现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夕的历史语境之中。分析五四运动的发生原因，不能不考虑到这种历史语境的存在。况且，“国民外交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联盟同志会”“国民外交协会”等民间外交社团，又是有史料支撑的史事存在。

第二，政界派系政争的诱发。这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由北洋政府时期政党派系的政争诱发引起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新世纪以来五四运动研究较有特色的一个方面。研究者从梳理史料出发，考察巴黎和会、派系政争、五四运动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一书就围绕巴黎和会与北洋政府派系之间的政争展开了深入讨论，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一场仅仅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民族主义运动，也不是纯粹的一次“下层学运”，而是因一大批职业政客挟带各种政治利益，纷纷介入学运与政争并形成“上下结合，互为借力”的运动，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一场“既是学潮，又是政争”的政治运动。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则通过分析外交史料，认为“整体而论，中国在和会外交不能算失败”，将五四运动的发生归因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显然理据不足，外交史料显示五四运动的发生“似与研究系之借外交问题攻击新交通系（及广义的段系）有关”。

关于政界派系政争诱发五四运动的主要事端，欧阳军喜认为有两件：一是围绕“铁路统一案”之争，二是“山东问题”处理之争。有关“铁路统一案”之争，以研究系为主的政治势力力争铁路统一案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并获得通过，而新旧交通系曹汝霖、陆宗舆、梁士诒等为维护自身政治利益而坚决反对。这种政争最后都集中到“山东问题”上，有关争执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山东问题”除青岛归还问题外，是否还应当包括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济顺、高徐两路？其二，山东是由德国直接归还还是经日本间接归还？对于前者，北洋政府认为济顺、高徐两路与青岛问题无关，而研究系要人林长民、梁启超等坚持山东问题必须包括济顺、高徐两路问题。对于后者，徐世昌、段祺瑞均默认经日本归还的方式，交通系、安福系也同此主张，而研究系主张由德国直接归还。这种政争不息又因1915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1918年关于胶济铁路的换文被提交给巴黎和会等问题，使中国在外交上处于不利地位，引发国内的强烈反弹，最终引爆了五四运动。

对于政界派系政争对五四运动的诱发作用，冯筱才认为与民国初年后的国内政治权力竞争直接相关，其中有三种力量互相配合在其中发挥作用：一是时任总统的徐世昌及其潜在势力；二是参与政府或在外围的研究系势力；三是在北京教育界拥有相当势力的国民党势力。尽管这三方面势力各有政治打算，然而，其共同打击目标都是段祺瑞主导的安福系。这三种势力与安福系矛盾的形成，实际上是此前种种政治利益矛盾无法调和的结果。正因为存在这种政争与矛盾，造成了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政治目标直指主导国内政局的安福系。熊玉文因此认为，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研究系对以段祺瑞为主的交通系进行曝光、抨击和指责，借助媒体力量将“卖国贼”指向交通系的曹汝霖等，从而引起了五四运动的爆发。熊玉文还从“卖国贼”指称的变化来考察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背景，认为“仔细考察当时的相关史料，曹、章、陆被贴上‘卖国’的标签，还有另外的背景，与当时南北两个政府之间以及国民党、研究系、新交通系之间的政争不无关系”。“卖国贼”指称的变化，最早因在巴黎和会期间国民党势力与研究系势力的矛盾，国民党人把北洋政府的重要成员和研究系领袖人物统统纳入“卖国贼”范畴，后来因政争而演变为国民党与研究系的舆论机关，共同将新交通系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列为“卖国贼”予以打击，于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遭研究系和国民党夹攻的曹、章、陆成为北京学生攻击的靶子，也成了全国民众‘合意’要求內惩的‘国贼’”。于是，“五四运动‘内除国贼’的斗争目标由此确立”。正因为有了这个目标，五四运动才有可能爆发。对此，王珣、李翔也认为：“在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旗帜的掩盖下，研究系以外交为名目，以策动传媒、鼓动舆论为手段，千夫所指之下，把政争的火矢射向了众矢之‘敌’的段皖势力，最终成了五四运动的点火人。”显然，没有对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派系政争复杂关系的考察，就“很难给五四这场政治运动的发生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第三，信息传播的催化。关于五四运动如何发生，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它成为一个历史事件，有研究者持舆论信息诱导而成的观点。熊玉文经过梳理核查强调，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夕，梁启超给国内的电报中并没有说中国外交失败，巴黎和会满足日本无理要求的信息还未传到国内，既然如此，简单地将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归结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不符合实际的。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中外政局复杂，相关信息混乱，其中有三种信息传播导致五四运动的突然发生，这三种信息分别是“日本派兵来京”“梁启超卖国”“顾维钧投靠曹汝霖”。经日后证实，这三种信息实际上都属于“谣言”，但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却制造出极大的紧张感和压力感，“既把亲日派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又与真实的外交危机信息一道把国人的心理推向崩溃的边缘”，以致“国人此时再也不能满足于以口头舆论来释放心中压力的形式，付诸行为舆论即直接行动的愿望被迫生成”。显然，“谣言”所建构的信息环境，对五四运动发生的刺激作用巨大，这就是为何在真实的外交失败消息传到国内之前，五四运动可能突然发生的内在逻辑。

有研究者分析了“谣言”之外的信息对五四运动发生的催化作用。董振平认为，五四运动从孕育、发生到发展，信息网络都在其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信息传媒传递爱国信息，学生团体传递爱国信息、组织爱国运动，近代交通与邮电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信息媒介网络（如报纸杂志）、学生组织网络以及交通与邮电网络在五四运动信息传递中起着重要作用。五四运动能够发生并发展成为全国规模并长时期持续，影响深远，与信息传递密切相关。周忆霖也强调信息转化为行动的催化作用，认为五四运动参与者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只能从看标语、听口号中获得一些零星的符号信息，而实际上，这些已不是一种需要他们自己进行解读应答的符号信息，“这种应答不但没有停留在符号信息水平上，反而最终衍变成为一种付诸实践的‘实践应答’”。这种“实践应答”的结果，就是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这句口号，转化为直接付诸政治抗争行动。有研究者认为，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报纸杂志释放的信息，同样起着催化五四运动的作用，如《每周评论》就鼓动政治示威行动，强调要清除中国政坛的“三害”即军阀、官僚、政客，就应该在政治上启发一般国民参与政治的觉悟，在行动上“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发动民众进行抗争。这种信息传递几乎就是在向社会渲染付诸实际政治行动，以抗议北洋政府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懦弱与无能。

第四，中外政治局势的合力作用。作为一桩政治事件，五四运动在1919年5月4日的历史时刻发生，并不是单纯的学生因素或其他单个政治因素就可以促成的，它必然是在中外政治格局的分合作用下共同促成的。因此，讨论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除国内因素外，国际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有研究者认为，启发五四运动参与者发动政治示威的关键性国际因素，是发生在1919年3月1日的朝鲜三一运动。崔龙水强调，从朝鲜三一运动发生到五四运动爆发前，国内的报刊发布了大量有关三一运动的信息，如北京《晨报》、《每周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天津《大公报》等在三四月份都发表了相关报道和评论，这些信息成为“五四运动的一种舆论准备”。白基龙认为，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不仅发生于同一年，而且爆发的时间相近，这不是一种偶然的政治现象；在社会背景、奋斗目标、斗争形式等方面，二者也存在相似之处；因此，三一运动的发生能够引起中国民众的共鸣，消息一传到中国，就对“五四运动有着刺激和催化作用”。王晴佳也指出，从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背景、策略与影响来看，三一运动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启发作用。张德旺在《五四运动国际背景研究两题》一文中同样认为，朝鲜三一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树立起楷模，直接促进、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进展，二者共同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反帝反殖民斗争特别是亚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另有域外研究者认为，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大米输出日本引发的“米骚动”，引起中国留日学生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对促成五四运动的爆发也起了催化作用。

总而言之，对五四运动之所以发生的研究，历史学界自新世纪以来拓展了不同的分析层面，尤其是在具体历史环节方面的研究所获甚佳，其中有些问题是此前研究不曾充分注意到的。同时，随着近20年来的学术进步，得益于学术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引介与运用，五四运动研究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分析手段，特别是在借鉴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历史剖析方面尤其值得重视。譬如，潘祥辉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观众成本”理论，探讨集体行动何以影响政府外交决策，认为五四运动开创的“群众性的废约运动”，开启了一种“国民外交”的模式；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意赋予政府内政外交以合法性及其带来的正面效应再没有比五四运动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的了。马建标分析五四运动与国耻记忆重构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在五四运动中民族主义思想本身的力量与政治派系彼此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国耻记忆实现了从“二十一条”到“卖国贼”的转变，由巴黎和会外交引发的民族危机与国内激烈的派系政争纠缠在一起，国耻记忆正是在此语境下引导着普通民众进入政治抗争的社会角色之中。这种身份认同还显示，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学生的国民身份意识是促使学生运动朝政治转向的内在诱因，学生运动的政治激进化超越了北洋政府的可控范围。

二、五四运动参与群体的研究

对于五四运动的参与群体，以往研究多从阶级角度，侧重于肯定学生群体与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批评商人群体在运动中缺乏斗争性，对北洋军阀群体则一概否定。这种研究取向未能充分展现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的复杂性与真实性，导致对诸多问题语焉不详，如社会其他群体如何参与运动？有哪些具体的举动？其真实动机如何？群体内部是否分化对立？群体间如何合作并共同参与到五四运动之中？等等。新世纪以来，学界重新审视五四运动社会力量的构成，避免简单化地使用阶级斗争的单一评判标准，更多地从社会阶层角度，分析社会群体参与五四运动的状况。

第一，青年学生知识群体。进步学生知识分子作为五四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受到启蒙思想的启迪，在五四运动中产生了主导社会的自觉意识，并在运动中开始构建自身的政治认同。罗志田以五四运动一周年《新教育》推出的《一年来学潮之回顾与希望》专辑作为基本材料，分析“老师辈”对五四运动的即时观察和事后反思，用以说明“学生”这一接受近代新教育的社会阶层是如何脱颖而出，进而体现出群体行动的自觉。学生群体在五四运动中认为自身已被赋予救国救民的重任，但越来越疏离于教育和学术本身。这种现象反映出五四运动的两大特点：一是凸显五四运动追求有“思想”有“精神”的特征，二是学生体现出进一步的群体自觉。大学作为学生知识群体的汇集地，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后，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阵地，许多研究者专门探讨了大学与学生群体的关系及其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金富军指出，五四运动爆发后，清华学子一反往日静心读书、不问世事的传统，积极投入运动。任贵祥、李盈慧指出，在校方的支持下，复旦大学成为上海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有“上海北大”的雅号，学生群体也成为上海爱国运动的先锋队。夏泉、曾金莲以五四运动中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运动为个案，着力考察学生和校方的冲突与互动，揭示教会学校学生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王国平也指出，东吴大学的学生群体在五四运动中的活跃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区五四运动的发展。

社团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起了催化作用。张德旺《论五四运动中的新潮社》一文指出，在五四运动中，“新潮社”始终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皖系军阀政府卖国专制的政治立场，大多数成员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但以傅斯年、罗家伦为代表的一些成员又始终没有离开旧民主主义的基点，某些方面还对五四运动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王开峰考察了“寰球中国学生会”如何推动上海学联与“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的成立，并一度成为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体活动中心的变化过程。在五四运动中，“共学会”这一社团由于较为隐蔽，以致后人对其是否存在颇有争议。李曙新根据后人回忆录等相关史料，认为“共学会”是一个具有湖南同乡会性质并在五四运动中主张采取暴力方式惩罚“卖国贼”的学生组织。总体而言，五四运动期间的社团研究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尤其是那些地方性社团在地方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更应当得到充分研究。

第二，政党派系中的政界群体。新世纪以来，有不少研究者通过史料分析，发现北洋军阀与五四运动存在复杂的政治关系。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一书分析了北洋军阀时期政坛派系中的政界群体与五四运动的密切关系，强调政界在社会上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诸多质疑，而五四运动就是对“这些质疑一个积蓄很久的爆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日渐得到学界肯定。张德旺《重评五四运动中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一文认为，研究系自始至终地全面介入了五四运动，其历史地位可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资产阶级民主派群体、英美派知识分子群体并驾齐驱，在五四运动史中应占有一定地位。北京大学作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地，与研究系的关系颇为微妙。马建标系统考察了研究系与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期间的关系演变，认为研究系与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已经实现了跨界的组织联合，研究系利用北京大学鼓动五四运动，是一种有目的的政治行为，意在重建政治势力；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各种政治利益的纠结、政争博弈以及“各种派系力量的介入并且合成一股合力，才使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对于国民党人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情况，张顺昌认为，在五四运动期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不同方式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有些人还直接投入运动；尽管不能说国民党人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但这些人同情和支持以及参与学生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使运动获得了不可低估的政治支持。欧阳军喜《从北京到上海：五四运动的转型》一文也强调国民党人在五四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一开始，国民党就对运动的动向极为关注，并试图将这一运动转化为一个反对北方政府的运动”，“在6月5日至10日的上海‘三罢’斗争中，国民党的报纸和团体完全主导了运动的发展方向”。旧金山的国民党总支部也积极发动美国华侨，响应国内的爱国行动。

第三，工商团体中的商人群体。商会作为商界的主要团体，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虞和平指出，五四运动由学生开其端，很快得到了以商会为领导的全国工商界的广泛支持，北京总商会首先出来支持学生运动，并从7日起在全城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倡议全国商会一致行动，要求政府拒签和约，敦促和会改变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力争收回山东主权，全国各地商会闻讯而动，迅速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反帝爱国高潮。上海总商会由于在运动期间致北洋政府“佳电”，颇受社会大众的谴责，导致会长朱葆三辞职。朱英分析了“佳电”风波的是非曲直，认为“佳电”只是提出了一种收回青岛的独特策略与方案，朱葆三辞职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工商界和社会舆论不客观、欠公正的对待。熊玉文则从电文的称谓、语境和写作水准等几个方面考察电文与日本的关系，发现电文确实不是总商会的自撰文，而是来自一篇翻译稿，是日本“强权外交”的一个缩影。尽管学界仍对“佳电”有所争议，但当时引起的风波以及上海总商会在罢市斗争中所展现出来的形象，严重损害了总商会在一般中小商人群体中的权威性，直接催生了马路商界联合会的兴起。彭南生指出：“它们的出现是一般中小商人在五四运动中迸发出来的政治激情延伸的结果。以‘外争国权’为理念的五四爱国精神成为中小商人集体记忆并以此自励的工具理性。以商人联合所展现的力量为核心的五四情结成为维系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纽带。”上海同乡组织作为商界的重要团体，在五四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顾德曼认为，在五四运动中形成的学、商、工各界的联合战线方面，同乡关系网是一种关键纽带；在罢课、罢市行动的组织中，同乡团体发挥了组织和宣传的功能，如在运动中的传播信息、组织活动和维持秩序等方面，都起了其他社团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商人参与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虞和平认为是一种商人外交活动，也具有民间经济外交的意义，五四运动的特殊环境使商人外交从此前的萌发阶段进入基本成熟阶段，并在中国的外交斗争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也为挽回和维护近代中国的主权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商业的本质是追逐经济利益，因此，在五四运动中，商人常根据不同的利益而出现分化，如冯筱才指出，在五四运动中，江浙商人往往“表现出矛盾的性格”，对抵货运动采取不同立场，主要是为避免更大损失以及维护一定的商业秩序。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商人群体在五四运动中的不同态度和不同作用。

第四，社会一般民众。工人和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民众，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五四运动。刘秋阳认为，码头工人在五四运动中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以产业工人斗争为主的“三罢”斗争。五四运动期间，有些地区的农民参与了反帝爱国运动，熊辉列举了山东、东三省、上海郊区等地农民的抗争斗争，认定其有力地支持了城市工人和学生的爱国运动。邵雍研究了底层民众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如在五四运动期间，具有爱国救亡意识的上海青红帮指使扒手、乞丐支持罢课、罢市、罢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有研究者还考察了五四运动期间底层民众的集体性抗议行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多将这种抗议行为视为民众反抗巴黎和会的爱国之举，但冯筱才发现上海许多底层民众的激烈行为，与当时上海广泛流传的“谣言”密不可分，如“日人置毒”风潮伴随着五四运动在上海的爆发而产生，使底层社会陷入紧张惊恐的气氛之中，于是对一些有下毒嫌疑的日人乃至华人实施暴力攻击，集体性骚扰频频发生；这种社会现象显示，在底层大众的眼里，五四运动的图景与日后“精英话语体系”所描绘的景象是大相径庭的。

第五，海外华侨、留学生、旅欧华工群体。五四运动期间，旅外华人也积极响应国内的“三罢”斗争。任贵祥、李盈慧研究了旅美华侨成立“中华铁血少年演说团”“国民外交会”并在旧金山发动华侨游行的过程，旅日侨胞是东亚地区最早响应和支持国内五四运动的海外群体，南洋各地华侨也纷纷支持学生的爱国义举。童锋等人探讨了五四运动期间海外侨界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认为西欧是海外侨界力阻各方签订和约的中心，东南亚是海外侨界抵制日货的中心，东亚是海外爱国学生和侨界反抗北洋军阀与日本勾结的中心。张卫杰、李亚兰研究了留学生群体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考察欧美同学会通过不同方式声援反帝爱国活动，体现了留学生群体“索我理想之中华”的精神。董顺擘考察了留日学生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人数变化、组织团体情况、集会抗议活动，认为数千留日学生在日本和国内都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4万华工远赴欧洲，为欧洲大陆恢复和平与战后重建作出了独特贡献，是中国获得战胜国身份的重要原因。赵德生认为赴欧华工集体对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直接施加压力，迫使其不敢在和约上签字，成为五四运动重大胜利的标志。欧阳军喜认为：“没有各界的支持和参与，运动不会蔓延到全国，也不会达到罢免卖国贼和拒签对德和约的目标。因此从一开始，这一运动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众运动。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也正在这里，它开启了现代中国的国民运动。”

三、五四运动的区域史研究

五四运动运动的区域史研究，向来是五四运动研究的基本形态。新世纪以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区域范围。

第一，京沪地区。北京和上海是五四运动的两大中心，传统研究多认为五四运动的根源在北京，熊月之则认为五四运动虽以民众运动的形式爆发在北京，但其运动方式有相当一部分形成于上海，1919年的五四运动实际是此前上海抗议运动的重演、放大和发展。欧阳军喜则观察到五四运动从北京到上海的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及其特性，认为“六三”之后，上海的“三罢”斗争将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内容和目标都有所改变：五四运动由一个对外的民族自决运动转变为一个对内的国民自决运动，由一个争国权的运动发展为一个争民权的运动。岳珑等从经济发展角度论述上海在五四运动中的重要地位，认为20世纪初，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上海的阶级状况，决定了民族危机下各阶级与外国资本的关系，决定了学生、商人、工人等开展的阶级斗争只可能在上海实现；上海的联合斗争给北洋政府以极大压力，而上海与相关地区的经济联系又决定和增强了联合斗争在全国的规模，最终造成北洋军阀的“根本动摇”，迫使北洋政府作出让步，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这是五四运动实现基本目标的基础。

第二，沿海地区。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沿海地区很早就受到西方思潮的冲击，因而在五四运动中成为较为活跃的区域。天津与北京毗连，有众多政要、名流寓居于此。五四运动爆发后，迅速在天津引起反响。杨兴隆从民间社会视角出发，梳理了天津商学各界从联合走向分裂的过程，剖析运动期间天津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多元面相。杨惠然梳理了天津《益世报》在五四运动中引导舆论、推动运动发展的过程。南方的广州经济发达，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曾与上海并列，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心。童锋等考察了五四运动期间的广州学群抵制日货运动，强调其特点是“学生在前、群众在后”，此举给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直接造成重创，迫使北洋政府与日本在政治和外交关系上作出调整。

在沿海地区五四运动发展的研究中，以山东半岛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这主要是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刘德军论述五四运动在山东区域的发展过程，认为它是全国性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董振平指出，由于山东受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山东抵制日货运动持续时间较长，涉及地区较广，促进了山东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齐鲁大学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宋雪分析了该校在五四运动中与当局的关系变化以及校方对学生运动的立场转变，借此考求齐鲁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诸多历史面相。对于五四运动中旅京山东人的表现，孙向群指出，他们把同乡的地域利益认同上升到国家利益认同，实现了有效的政治动员，充分利用在京鲁籍人员与军政界高层的密切关系等条件，向北洋政府请愿，表现得比较稳健和成熟，自始至终没有放弃与北洋政府的交涉，这是在京鲁籍人员在五四运动中的特别之处。高莹莹考察山东英美人士尤其是美国人对反日运动的配合与参与，认为虽不能认定受其政府指示，但无疑与其背后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随着美国国内反日风潮的兴起，山东的反日运动成为美国在华与日本进行商业竞争的手段之一。

第三，内陆地区。学界对五四运动在内陆区域展开的研究较为分散，原因在于内陆区域五四运动的发生并不具有普遍性，典型性也不足。郭渊研究了五四运动期间哈尔滨青年学生与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相结合的运动方式。李玉才研究了安徽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反对皖系军阀统治的表现。陈信琼研究了安徽女学生积极响应五四运动，成为安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张忠细致剖析了河南政学商群体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导致河南的五四运动呈现复杂多重的面相。对于云南五四运动，刘达成认为“云南学生爱国会”及其分会在运动中通过抵制日货，促进了云南社会民众的思想解放。李健研究了江西南昌青年学生所扮演的本地五四运动的角色，揭示了督军陈光远迫于形势又顾及自身利益，对南昌五四运动采取既同情又镇压的两面政策。在内陆地区的五四运动研究中，以武汉五四运动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代表成果为田子渝《武汉五四运动史》一书。该书通过挖掘各类报刊史料，深入剖析武汉在五四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指出由于地处九省通衢，武汉地区的五四运动成为全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演进成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运动高潮的中心地。

第四，海外地区。关于海外地区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学界主要将视角放在直接与五四运动存在内在关系的日本方面。于耀洲等人关注日本社会对五四运动的反应，认为“以日本政府为代表的一派，从军国主义立场出发，对运动进行了歪曲；日本部分有识之士，则对运动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有研究者考察了日本新闻媒体对五四运动的报道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权力关系。王润泽分析日本媒体对五四运动的话语构建，认为其站在“本民族私利的立场上，显示出在外交和政治上的短视，正好与当时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相匹配，客观上推进了日本政府对华侵略和强硬立场”。马先睿、黄伟力考察《大阪朝日新闻》对五四运动评价的鲜明转变，即从运动前虚伪的友好，倡导所谓“日中亲善”，逐渐转向强硬批评，再至表示愤怒和失望；这种态度变迁与日本政府不同阶段的对华政策和外交形势密切相关。周渝阳以日本大正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和《太阳》为例，分析了两本杂志上五四运动的相关评论，考察了日本知识分子关于五四运动的认识。秦旭则根据《大阪朝日新闻》等五种发行量较大的报纸，梳理出1919年日本报纸眼中的五四运动。除考察新闻媒体外，徐冰还考察五四运动期间中日教科书纠纷的具体过程，通过对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的解读，探讨了教科书纠纷的成因及其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研究成果颇具新意。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关于五四运动在区域历史变迁中的表现，研究者重视地理空间因素，将五四运动置于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中进行考察，从社会群体、社会力量等角度探讨区域范围内五四运动的发展状况，分析区域内地方势力应对五四运动的不同方式，凸显了区域五四运动发展的共性与异性。但在总体上，五四运动区域史的研究仍然较弱并且缺乏整体性、系统性，这是有待学界加强投入的领域，其间还存在巨大的学术空间。

四、五四运动人物研究

关于五四运动人物研究，过往较多聚焦于中共早期政治活动家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研究者注意到国民党人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新世纪以来，五四运动人物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学界不仅关注政治层面的党派人物活动，而且细化探讨了社会各界人士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

第一，中共早期人物与五四运动的关系。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共早期政治活动家与五四运动关系的研究，依旧是五四运动人物研究的重点。2016年6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日学者就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周恩来等人的相关历史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王文鸾等学者梳理瞿秋白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过程，认为他不仅自始至终参与了北京的五四运动，而且在运动中发挥着骨干和中坚的作用。张玉菡通过挖掘《汉口新闻报》《大汉报》等史料，证实包惠僧不但以记者身份对武汉五四学生运动的各方面情况发表了大量有倾向性的详细报道和评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武汉学生联合会的活动中，有意识地运用媒体的平台和力量，对学生运动的开展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助推和引导。

第二，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新世纪以来，学界具体考察了国民党政治人物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状况，以此评判国民党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同时探讨了五四运动对国民党人物活动的影响。董德福指出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充满着矛盾性和多向性，但他从一个旁观者逐渐转变为一个指导者与支持者，推动着五四运动的后期发展。傅绍昌则分析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声援方式，认为他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民众的政治力量，开始酝酿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李洪河考察戴季陶在五四运动期间的行为，认为他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不仅从舆论上给五四运动以声援，而且从理论上论述了五四运动及其爆发原因。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分析了原同盟会成员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及其表现，如邓江祁指出，在五四运动中，谭人凤通过致电北洋政府、通电全国和发表演讲等形式，对学生反帝爱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行动进行了无情抨击，并大声呼吁社会各界响应和支持学生运动，对推动五四运动的深入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北洋政界人物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北洋政界中的研究系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在学界受到特别关注，这是新世纪以来五四运动人物研究的一个新特点。黄敏兰强调梁启超对五四运动的发生起到关键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点火人。欧阳军喜分析了林长民在五四运动前夕的各种活动，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应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负责”。张德旺认为张东荪从五四运动爆发时就坚定地站在学生方面，大力呼吁全国民众大联合，是五四运动中一个思想敏锐的反帝爱国鼓动家。刘宝东认为，王宠惠在五四运动期间，积极发挥个人在政学两界的影响，参与并组织领导了国民外交协会、欧美同学会等社团营救被捕学生、拒签对德和约的斗争；五四运动后，他作为全权代表之一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为遗留的外交悬案——山东问题的最终解决作出了贡献。深入分析研究系人物对五四运动的推动作用，是学界试图还原五四运动真实面相的一种努力。

在北洋政界人物中，直系军阀吴佩孚公开声援五四运动，颇为异类，故有多位学者探讨其行为动机。姜建芳认为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结是吴佩孚支持五四运动的根本原因，为直系崛起进行政治积累是他支持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而军事力量与政治权力对比的不均衡则是他支持五四运动的又一原因。郭红娟则将吴佩孚的表现与直皖斗争的性质加以联系，认为五四运动发生后，吴佩孚的主张与表现获得人们的赞许，不但使其自身得以崛起，而且还为他所归属的派系带来了某种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维护国家主权与损害国家利益斗争的政治形象。马建标也认为，通过五四运动，吴佩孚顺应时代潮流、因时而变，利用媒体将自己包装成爱国将领，成功实现自我转型，从而将政治优势与军事优势相结合，实现了政治权势的转移。这些多维度的分析，使北洋政界人物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得到更为公允的评价。

第四，社会文化界人物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学生领袖在五四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是一个不可置疑的事实。冯夏根揭示罗家伦参与组织五四运动发难大会，当选为 20名总代表之一，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具体目标，参加游行，积极奔走营救被捕同学。齐悦认为段锡朋在最困难的时期挺身而出，在组织才能、演说才能和苦干精神等方面受到当时各方的好评，是五四运动重要的学生领袖。崇庆余指出，王昆仑作为北大一年级学生会主席，对推进北京大学学生参与五四运动起了重要的组织和推动作用。李世弢认为张国焘是在五四运动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北大学生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除此之外，邵飘萍、蒋梦麟、杨振声、杜威、李登辉等人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踪迹也逐渐被披露，反映了五四运动人物研究领域范围的扩展与问题研究的深入。

总之，新世纪以来，大多研究者能够坚持以客观性、历史性原则评价五四运动历史人物，努力拓展视野，深挖史料，根据具体史实对相关人物作出具体分析，把握他们参与五四运动的动机与心态转换，以此避免武断片面的评价，这些努力都提升了对五四运动的整体性认知。

五、余论：问题与展望

从五四运动研究的学术进展来看，新世纪以来的学术成就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但是，就五四运动研究的知识空间而言，从研究意识和研究视野到研究方法和研究史料等方面，尚存在可供继续探讨与拓展的学术余地以及诸多应当厘清的问题。

第一，五四运动被置于何种历史意识之中，将可能形成不同形态的五四运动历史叙事。这个问题的提法无非是在追问，在五四运动研究的历史意识中，五四运动是被看成一个历史事件（并不否认其中存在变迁的过程）还是被看成一段历史时期（并不否认五四运动在其中的中枢地位）。研究者对此持不同的认知意识，必然会在实际历史撰述中，形成不同的五四运动历史叙事。实际上，五四运动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它只是研究者的五四运动，尽管其中不可能摆脱五四运动的事实属性。五四运动一旦属于前者，那么，五四运动就作为事件的叙事建构而存在，在学界就被看成是狭义的五四运动；一旦属于后者，五四运动则是作为时期的叙事建构而存在，它在学界就被视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学界对这两种不同对象的叙事建构，既反映了“问题意识”的差异，也反映了讨论对象的差异。在五四运动研究的问题域，首先必须厘清的就是这两种历史叙事，因为它显示在五四运动研究中到底讨论的是什么层面的问题。

第二，从事件叙事的视野介入五四运动研究，它要考究的是五四运动作为“运动”本身为何发生、如何变迁、种种具体历史环节又是如何存在等问题，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运动”周边的因素多大程度上左右着“运动”的构成，以什么方式构成这种关联，历史语境、人物活动、组织方式、参与方式等又是如何连接成为一个“运动”事件。即便能够建构起“运动”事件的历史面相，还存在中心“运动”事件与周边（地域）“运动”事件的关系，各自分别如何叙事，整体性的关系又如何叙事等，都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第三，五四运动一旦被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或时段的表征术语，就意味着这个术语意指的不再是作为历史事件而存在的五四运动本身，它蕴含的关键要素不是事件“运动”，而是以这个“运动”为名表示一个时代或时段所形成的历史现象。在这种意义上的五四运动，就不能不涉及“运动”之外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历史元素，通常使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因应这种历史元素而来的研究术语。“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时代或时段社会文化持续变化的历史现象，尽管它也以“运动”的面目而历史地存在。

第四，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在历史研究中并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尽管“事件”与“现象”在历史语言中常常被互为替代。“事件”与“现象”在历史叙事的主体、时空、环节及其解释方式等都不可能相同，试图从中发现“意义”的目的也是不同的。但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能脱离五四运动而存在，人们往往径直将后者用以指代前者；又由于历史语言的复杂性和含混性，使得“事件”与“现象”在历史意识中被互为替代并在实际历史编纂中被任意使用，以至于人们在建构与五四运动相关的历史叙事时，可以笼统地、大而化之地以“五四运动”一词一笔带过，导致讨论问题的重心常常不在“事件”而在“现象”。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问题的存在，检视新世纪以来五四运动研究的学术史状况，可以发现，尽管相关研究都以“五四运动”的标识而出现，但大都不是研究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而是研究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历史现象，研究成果反映在学术期刊、学术研讨会、学术著作出版等方面，后者的比重大幅度地超过前者，近20年来以“事件”视角研究五四运动的专著仅有两三种。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学界的短视、浮躁或慵懒，除以上历史意识中存在的认知问题之外，其中当另有原因。

首先，学术空间的限制。学术空间大小只是一个相对而言的问题，但学术空间旁及领域的大小，却是一个事实存在。五四运动作为事件史的研究对象，它的研究领域当然只能限定在事件的“运动”范围，一旦超越了这个范围，就自然不是在讨论“运动”自身的问题。因此，这个意义上的五四运动研究就不得不受到“运动”历史存在方式的限定。至于“运动”意义的阐释，只不过是建立在“运动”之上的延伸经验与启示，已属于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但是，当将五四运动作为一种时期或时段范围内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其范围显然要宽广得多，涉及的领域可谓不可计数，举凡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历史现象，都可以被纳入其中，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空间巨大。因此，学术空间的优势，往往成为研究者选择广义五四运动作为研究对象的内在原因，而目前的研究实践恰恰印证了这种选择。

其次，研究史料的制约。实际上，学术空间的大小还不构成研究选择的充分条件，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史料的充分与否，才是决定研究对象被选择的关键性要素。相对而言，作为事件史的五四运动，由于其存在方式受“事件”的约束，历史记录史料仅局限于“事件”有限时空的范围内，能够保留的记录容量与遗存也就有限。相较而言，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广义五四运动，其历史触角不但要触及“事件”的五四运动，而且还不能不延伸至“事件”之外的社会文化各要素之中，其中相当部分的要素还与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没有直接关系，只因其以“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时期来命名，学界就以“五四时期”的年代来划定研究性质。这个意义上的五四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在史料容量、史料类型、史料遗存等方面，就远远超过五四运动事件史的分量。史料上的优势，可以大幅度地吸引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大量生产相应的学术成果也就成为可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乃源于学术实用性的引导。任何时候的学术实用性，都只能是因应当下现实需要的实用性，这就是西哲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蕴。五四运动之于当代社会的需要，往往取决于当代社会从五四运动中试图获取何种历史资源的目的性。五四运动存在了百年历史，这种历史之于当代社会的价值，不可能表现为基本史事的需要方面——基本史事仅是研究层面上的需要，只可能表现为思想与精神的需要方面。正因为这种需要的目的性，作为事件史的五四运动，以“运动”方式留存的抗议、示威、骚动等遗产，不再有必要成为社会继续弘扬的对象，而此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只是社会思想的一种事后价值判断，并且不独五四运动所有，其他进步性历史事件同样可以建构爱国主义精神。显然，作为历史时期的广义五四运动，则以包容丰厚的思想遗产而被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主流社会思潮所汲取和弘扬。这就是为何各种思想或“主义”——无论是主流的抑或非主流的，都可能在当代社会及其思潮中被持续地重新阐发的缘由。学界追溯这个意义上的五四运动，背后蕴含的是当代社会思想或思潮所需要的厚重资源，其中何种资源被纳入实用性范围，往往取决于研究者依据现实需要所作的选择，而现实需要具有复杂性、经验性、多重性等特征，恰恰为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学术空间，广义五四运动正好引导了现实与历史的衔接，大量的研究成果也因此而被生产。

这种学术史局面尽管业已形成，但并不意味作为事件史的五四运动研究就无可作为了。其一，可以深化五四运动的事件发生地——北京作为政治与文化中枢特性的研究，从这种政治文化中枢特性来反观五四运动事件发生的历史基础和现实缘由；其二，可以深入研究五四运动事件从北京到上海的中心转移（尽管有研究者不认同两个中心），考察这种转移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组织、社会阶层、社团活动、文化心理、政治观念等所带来的改变及其程度；其三，可以深入研究五四运动的中心事件与边缘（区域的、地方的）事件之间的时空关系，尤其是五四运动的边缘事件与中心事件之间的发生时间差异、程度差异、规模差异、效果差异等关系，切忌想象性地嵌入、扩张与拔高；其四，可以深入研究五四运动事件变迁过程中各种人物的行为方式，分析这种行为方式对于“运动”的构成作用；其五，可以深入研究五四运动作为事件在其存在期间，用于表征事件变迁过程的一系列术语，考索这些术语如何呈现事件“运动”的历史面相；其六，可以深入研究五四运动事件生成过程中语言符号（传单、口号、宣言等）的功能，考察这些语言符号对“运动”形成的催化作用；其七，可以深入收集与整理五四运动事件史的相关档案以及各种类型的史料，目前所见正规出版的仅有上海、武汉、四川等地的专门性五四运动史料，另外尚有以专辑形式出版的史料以及一些非正规出版物，五四运动事件发生地的北京居然没有专门性的史料汇编出版，各个地方史料的挖掘也相当不足，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工作，有待专业性的收集与整理。

总之，事件意义上的五四运动（包含中心与边缘），所当研究的关键性要素是“运动”本身的发生及其变迁过程，尤其是其中的具体细节及其历史逻辑关系，这种关系在历史存在方式上决定着整体性五四运动的构成。如何展开这种研究，还有待于相关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提升。这种理论与方法的提升，并非仅仅局限于学界早已提及的广义“五四学”，即便是广义“五四学”，相关的研究也只是差强人意，更不用说将五四运动作为“运动”事件为中心的理论与方法的阐释，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几近空白，仍然有待于学界的持续深入研究。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基本史事层面，党史学术期刊都有责任和使命加大刊载力度，继续推动五四运动的历史研究。

（作者：郭若平，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徐文彬，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