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之时，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一所由新四军军部创办的综合性大学——江淮大学。这所学校是上海、苏南抗日爱国青年来根据地学习、工作的桥梁和熔炉，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生动体现，也是党发展文化运动的一次成功尝试。

江淮大学来自上海的部分师生合影

拳拳赤子心 动荡中坚持学习

为响应党中央发展文化运动的号召，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在淮宝县仁和集（今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仁和镇）创办江淮大学，吸收敌占区的知识分子到根据地来，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人才。从1942年8月至11月，在中共江苏省委的努力下，上海100多名师生来到了革命根据地。

1942年冬，日军企图对淮南根据地进行“扫荡”，组织决定江淮大学师生暂时疏散，分几路去边区农村“打埋伏”，校长韦悫及教授们必要时随领导机关转移。在“打埋伏”期间，同学们服从组织安排，参加了当地的冬学工作，各展所长，还有的分成若干组，开展农村调查，向人民群众学习，与他们在生活上打成一片，并帮助当地群众制订兴家计划。

江淮大学校长韦悫

但日军野心不死，还在酝酿更大规模的“扫荡”。组织为了保障江大师生的安全，于1943年初春，动员大家暂时返沪隐蔽。夏天，江大重新开学，除少数同学已由上海地下党分配了工作、一些同学因分散隐蔽未及时接到通知外，大部分都顺利返校。

谆谆长者情 教育战线授真知

江大成立后，新四军军部的军、师首长以及党政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学生的学习情况。张云逸、谭震林、罗炳辉、彭雪枫、汪道涵、方毅、潘汉年、范长江等同志都曾到校，给同学们做有关国际国内形势、长征、皖南事变、敌占区文化斗争和党的政策等报告，帮助学生们开阔视野，提高觉悟。

时任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同志亲自给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并解决了学校的经费和给养问题，还经常与师生会餐，邀请师生到他的住处做客，或是到学生宿舍探望。

1943年除夕前，为准备反“扫荡”，江大师生都分散到蒋坝、马坝、旧铺等地群众家中“打埋伏”。这是学子们背井离乡来到根据地的第一个春节，陈毅想着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于是就在除夕夜为大家作报告，并召集师生一起吃年夜饭。学生洪梨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大家兴奋极了，打起背包赶到河头，除夕晚上，陈毅同志在一座庙里为我们讲形势，他分析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的国际形势，他乐观的情绪，爽朗豁达的性格，渊博的学识，政治家的风度，对我们这些刚到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有很大的启示和鼓舞，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江淮大学部分师生在淮北泗县留影

烈烈英雄意 为了抗战身殒命

1944年，敌我形势有了根本变化，新四军根据地日益扩大，急需补充大量干部，同学们也要求到工作实践中去锻炼，经组织批准，江大解散，全部师生由军部及地方党委统一安排工作。

这年6月，同学们怀着对母校难忘的感情和投身革命的抱负，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宣传、组织、新闻、教育、卫生、民运等战线上，发挥自己的才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如江淮大学学生钱正英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和国家领导人。还有部分青年在抗战胜利的曙光来临之前，就已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郑宜焜（1925年8月—1946年7月），上海人，江大一期、二期生。毕业后在新四军第四师拂晓剧团工作，1944年6月入党。他擅长音乐，是剧团音乐组长，也是合唱团的指挥。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华中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工作。1946年7月，在苏中七战七捷如皋战斗中，郑宜焜随部队赴前线宣传慰问，在背负伤员下火线时被炮火击中，腿部受重伤，在野战医院截去左下肢。随后，部队北撤山东，野战医院带着伤员乘船走水路，途中船只遭国民党飞机袭击，郑宜焜因腿部伤势无法躲避，不幸中弹牺牲。

蒋文华（1920年2月—1947年2月），无锡人，江大一期、二期生。先后任淮北行政公署教育科长和淮安中学、涟东县（今淮安市涟水县东部）党支部书记兼生活指导部主任。1947年初，为避开国民党的“扫荡”，涟东县委指示学校采取分散方式教学。正月初十，蒋文华由涟东南部前往北部丰河地区执行教学任务，路过黄营东南六堡大池庙附近公路时，中伏被捕。被捕后，他无视诱骗威胁，坚贞不屈，被敌人枪杀。他的遗体被扔弃在废黄河，近50天后，才被涟东中学的师生找到，埋葬在阜宁县芦蒲烈士塔旁。

田超（1927—1948），上海人，年仅14岁就经上海地下党特批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任海鸥少年团团长。1944年7月，他成为新四军抗大四分校文工团员；12月调任华东野战军《特纵报》记者，专赴前线采访后，撰写了《枣庄战役》通讯。1946年任华中雪枫大学《雪枫导报》编辑，后任特纵文工团指导员，导演编排《白毛女》《血泪仇》等剧目。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严重损伤了他的身体，田超终因极度劳累，在随大部队东线、西线奔波途中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