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是党史、国史、军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这一年风云变幻，从年初到年尾，从南方到北方，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国未来的大事件。这一年，北伐军势如破竹，战果赫赫；这一年，蒋汪集团背叛革命，血雨腥风；这一年，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武装起义；这一年，毛泽东勇闯新路，引兵井冈。回首1927，中国革命经历了大革命、大屠杀、大起义，实现了由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伟大转折。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南昌起义像一声春雷，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一）
1927年1月初，北伐战争把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烈火从广州烧到长江流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向长江下游进军，先攻取沪杭，后会师南京。北伐军兵分东、中、西三路，分别由何应钦、蒋介石、唐生智担任总指挥，自福建、江西、湖北发起进攻。东路军2月中旬占领浙江，中路军3月24日占领南京，西路军6月攻占了郑州、开封。3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迎接北伐军进城。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至此，长江以南的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
北伐军10个多月时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北伐出征前，在周恩来主持下，1500多名共产党员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军政治部，他们改革部队中的军阀习气和制度，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意义，激发士兵的作战士气。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3000多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随军行动。中共湖南区委组织1000多人的工人保安队，在长沙市区维持治安，组织5个运输队，协助北伐军运输物资；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组织数千人的运输队、侦察队、破坏队，跟随北伐军。第八军进攻岳阳时，“血肉相搏，炮声隆隆，四处民众更群起响应，敌军不知虚实，无心恋战，乃弃城逃跑。”在江西战场，人民群众侦察带路、筹粮筹款、救护运输，体现了坚定的革命性。苏联的支持对北伐的顺利推进也起了重要作用，苏联军事顾问指导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并在北伐前3年提供了近40万卢布的枪炮弹药。
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运动如火如荼，规模空前，这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现得最为显著。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没收军阀财产，成立特别法庭审判土豪劣绅，组织农民自卫武装，摧毁乡村统治机构，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工会、农会会员迅速增加，1927年初，湖南工会、农会会员分别有32万多、200万左右；湖北工会、农会会员分别是四五十万、30万人左右；江西工会、农会会员分别为20多万、30多万。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相继出现大规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等，大多数取得了胜利。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河南等省农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举出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13人组成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指导各地的农民运动。在工农运动的大潮下，1927年2月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
在北伐的高歌猛进中，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得到很大发展，党员数量大幅增加，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伐过程中，我们党过于专注政治宣传和工农运动，忽视对军队的争取，这是一个严重错误。
（二）
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性质和宗旨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党，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反帝反封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党内合作的不平等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共产党始终代表的是工农群众的利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代表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只是利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打倒北洋军阀，所以北伐初期对共产党采取了容忍的态度。面对日益发展壮大的工农运动，蒋介石一方面不愿意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享权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工农运动损害自身利益，必然会在掌握大权后镇压工农运动。1927年3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益显露，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他指使杀害的，陈赞贤是第一个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共产党人。
国民革命高潮迭起，利益受损的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万分恐惧，通过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费尽心机拉拢收买国民党右派，在“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中一步步攫取军权政权，羽翼渐丰的蒋介石自然成了他们的主攻对象。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就是拉拢收买蒋介石的主要代理人，与蒋介石一拍即合。4月1日，上海商界、银行界给予了蒋介石筹划政变所需的第一笔资助：300万大洋。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为蒋争取英美日等列强的支持。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将大批帮会分子武装起来，供蒋介石驱使。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做好了充分准备。
从海外回来的汪精卫4月1日与蒋介石密谋“分共”，4月5日又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迷惑共产党人放松警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表面上虽保持左派面目，但已开始限制工农运动，随时可能叛变革命。而此时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却看不清汪精卫的庐山真面目，在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没有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面、及时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能制定挽救革命的方针和办法，坐视局势恶化。但是，大会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选择充当新军阀、买办集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悍然叛变革命“清党”；汪精卫打破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讨蒋幻想，撕下假左派面具“分共”，蒋汪集团先后对曾经给予他们巨大帮助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1927年春夏，烽烟四起，血流成河，猝不及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屠杀是惨烈的。“四一二”大屠杀目睹者鲁迅说：“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4月12日，蒋介石指使上海青帮流氓冒充工人突袭上海总工会，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借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对第二天游行示威的工人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00多人。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大多数也被杀害），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牺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反动派相继以“清党”名义，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绞杀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5月21日，国民党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6月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开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将大批共产党员“礼送出境”。7月初，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继续向国民党作出种种无原则的让步，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助长了汪精卫的反动气焰。7月15日，汪精卫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彻底失败。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达2.6万多人。党员数量由5.8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工会会员由280余万人锐减到几万人；970余万农民协会会员大多被解散。
大革命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分化、蒋汪集团投入反革命阵营。主观上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党还处在幼年，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缺乏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没有深刻的认识，缺乏应对复杂局势的政治经验，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出现了右倾错误，放弃了对革命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党在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但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又是未来胜利了的革命的一次演习，我们党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也开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准备了必要条件。
（三）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面对凶狠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彭德怀、贺龙、郭沫若、徐特立等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入党，这些优秀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主心骨作用。
７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委会，陈独秀停职。７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分共”“清党”。极端凶险之际，中央临时常委会果断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绪言”写道：“我们党如果不能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进行自我革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自身错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
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２万多名颈扎红领带、臂绑白毛巾的起义将士，以“山河统一”为口令，打响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2天后，起义军撤离南昌，经抚州、赣州南下广东，贺龙、郭沫若在瑞金火线入党。10月初，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而失败，一小部分部队转入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驻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进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0月21日，朱德、陈毅率800余人部队来到江西安远天心圩，此时部队军心动摇，有溃散的危险。次日傍晚，朱德在排长以上军官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黑暗是暂时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革命一定会成功！信念坚定的话语点燃了战士们的斗志，稳住了军心。朱德接着领导部队开展了“赣南三整”（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为保住革命火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秋收起义“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在湘东赣西发动各路合攻、攻打长沙为目标。9月初，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秋收起义前委书记的身份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5000人。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攻。起义军遭到强敌的抵抗，损失很大，毛泽东果断改变原有部署，命令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9月20日早晨，毛泽东站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对着仅剩的1500人，满怀信心地讲道，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打几个败仗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依靠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小石头就总有一天要打破大水缸。
广州起义以恢复广东革命大本营为目标。1927年11月，粤桂战争爆发，广州市内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成立指挥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11日凌晨，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陈郁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4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部分工农武装，举行了震撼世界的广州起义。几个小时激战后，起义军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但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反对总指挥叶挺将部队撤出广州退向农村的正确主张，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3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英勇牺牲。
三大起义的失败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的强大武装力量，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到1927年底，中国共产党还先后领导发动了海陆丰、琼崖、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鄂豫边、闽西等起义。这些起义，一部分很快就失败了，一部分坚持了下来。能坚持下来的地区，大多处在数省边界、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偏僻山区，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四）
血的教训证明，简单复制俄国十月革命模式，不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肩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探索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秋收起义失败后，9月25日，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途中，总指挥卢德铭在芦溪牺牲。9月26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莲花县城，毛泽东在莲花宾兴馆召开会议时，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宋任穷送信，告知井冈山有共产党的地方武装，建议起义军去那里落脚，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最终力排众议引兵井冈。井冈山地区有着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良好条件：第一，群众基础较好，各县都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还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第二，有一批经受过五四运动和大革命锻炼的优秀年轻干部，如龙超清、刘仁堪、朱亦岳、曾山、陈正人等；第三，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适合开展游击战争；第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易于部队筹粮筹款；第五，地处两省边界，距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因此，毛泽东认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在这里进行了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于一体的“三湾改编”，缩师为团，把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制定行军纪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起义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士气高涨。陈毅安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10月24日，毛泽东站在荆竹山雷打石上，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三条纪律后来逐渐完善成为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茨坪，开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创建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就在这个月，毛泽东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军官教导队，对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政治、军事培训，毛泽东给学员讲政治课，组织100名学员到农村搞社会调查，参加群众斗争。此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坚定执着追理想，艰苦奋斗攻难关，实事求是闯新路，依靠群众求胜利，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开篇。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中总是蕴含着偶然性和必然性。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井冈山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革命，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通过土地革命，动员农民阶级加入到中国革命队伍中来，并成为其中的主力军，让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得以燎原。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阶级，构成了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远比当时中共其他领导人所渴望的苏联援助更强大，足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和最广大的人民站在一起，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这就是井冈山道路越走越宽阔，中国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全部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