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1926年，这首借用儿歌《两只老虎》曲调重新填词的《国民革命歌》，唱遍了大江南北。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推动下，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国民大革命浪潮席卷中国。

在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下，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日益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

但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同时，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却是暗流涌动。

（一）

国共第一次合作，过程并不顺利。革命大好局面的形成，更是来之不易。

作为一个复杂混合体的国民党，它的成员从左到右都有。有的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的在政治上缺乏定见，往往是“墙头草”；有的只是想靠国民党来谋求自己的发展，包括一些原来的军阀、政客在内，他们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本来就不赞成。

国民党内的右派急不可耐地开展反共活动。邹鲁、谢持、林森等“西山会议派”称：“现在的国民政府，名义上是本党统治的，事实上是被共产党利用的”，并非法地“决定，凡共产党之加入本党分子，尽数取消其在本党之职籍”。这还只是局部性的问题，并没有牵动大局。

这时以国民党左派姿态出现的蒋介石，仿佛对国共合作存有极大的诚意。在黄埔军校国民党大会的讲演中，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要所要效仿的，是俄国的革命党”“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并且我们革命党的性质，就是打不平”。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一些人便把他看作可靠的革命左派，努力帮助他。

蒋介石也借着在黄埔军校和东征中表现出的成绩，在国民党二大上首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军内，他也从原本仅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跃升为国民革命军的总监。无论是在国民党内，还是国民革命军中，他的地位都得到了大大提升。

然而，蒋介石只是“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更多的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对蓬勃兴起的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代表的革命力量，他深感不安，并将他们看作实现其谋取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的中山舰事件为借口，突然采取严重的反共行为：无中生有地说是汪精卫和共产党有阴谋，要用军舰来胁迫劫持他离开广东，并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和软禁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等。22日，在高压和拉拢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人的提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避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引起“党内纠纷”，找出一个“清除误会的具体的办法”，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鲍罗廷以避免国共破裂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为由，同张国焘决定要大家签字接受。《整理党务决议案》被通过。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迫辞职。

蒋介石对全会如此顺利地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十分得意。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写道：“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在日记中，他更是高度评价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随后，蒋介石又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北伐战争前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逐个夺取了多个重要阵地，加紧争夺领导权。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日益加剧。

（二）

面对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共产党应该怎么办呢？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一些人竭力主张通过单方面的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方式来避免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希望用这种方法来缓和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并使国共合作得以维系。结果却事与愿违。正如毛泽东后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指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但这却是在经过多次付出血的代价后方才懂得的。

首先是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实际上主持会议。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这次大会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几乎全部掌握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担任了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这对于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反而作了很大的让步。在最终获选的36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产党员仅有7名。而原本应开除国民党党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却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更是造成了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局势。对此，周恩来后来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1943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次插话中，在讲到国民党二大时更是认为：“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其次是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大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他们认为，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矛盾，且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来对蒋介石予以回击。

当时的蒋介石羽翼尚未丰满，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广东有很大力量，中山舰事件是带有试探的性质。所以，蒋介石在制造事端后，迅速地释放了被捕人员，并发还所缴的枪支，惺惺作态地说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事起仓促，“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宣称要“自请从严处分”。

然而，在中国访问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在得到蒋介石“对人不对俄”的回答后，主张妥协退让。上海的中共中央3月29日也发出指令，主张向蒋介石退让。指令说，“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再次是接踵而至的《整理党务决议案》，中共中央也决定逆来顺受。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内部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决议案》意见并不一致，是在鲍罗廷和张国焘等的压制下才被迫通过。

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中，除重申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外，着重表示：“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似乎《整理党务决议案》与中共毫无关系。殊不知，当时的国民党系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式，而非纯粹的一个政党，因此，整理党务必然事关两党。

尽管7月12日至18日，在扩大的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把过去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划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并提出了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任务。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会议却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陈独秀等领导人并没有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队伍这一重要事宜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实际的军队事务上甚至是持消极的态度。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的定位，他们认为只是“参加”一些工作，“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来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而对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缺乏认知。甚至出现一再反对有能力的共产党员从事军事工作的情况，要求在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工作“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这样，大量由中共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机会也轻易地丧失了。

而在12月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更是错误地将当前主要的危险归咎于民众运动的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质上这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要求。

（三）

此时的北洋军阀已统治中国14年多，除了种种倒行逆施和彼此间拼死争权夺利外，从未提出过一个可以凝聚人心、使中国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目标和纲领。

如果起初还有人将袁世凯比作“强有力的人物”而寄予厚望，将吴佩孚看作“爱国将军”，那么经过袁世凯的恢复帝制、曹锟的贿选等，民众对北洋军阀已从怀疑、失望发展到深恶痛绝。

帝国主义之侵略以及连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苦难。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

打倒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结束军阀割据和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

孙中山生前多次呼吁以广东为根据地进行北伐，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获得成功。孙中山逝世后，这一历史任务，就由国共合作旗帜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国民党人共同承担了。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分析时局：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北洋军阀已建立“反赤”的联合战线向南进攻，这对广东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现在是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反攻，然而问题的根本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党在现时的使命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

经过镇压商团、两次东征、回师平乱等，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统一和巩固，由五卅运动掀起的全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奠定了基础。

尽管此时的北洋军阀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拥有巨大的财力物力，掌握多达70万人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则只有10万人左右。但严重分裂的北洋军阀不仅已失尽人心，而且存在深刻的内部矛盾，这为北伐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人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北伐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部的主力。其次，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再次，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根据既定部署，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由此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

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声中正式开始。国民革命军连克长沙、平江、岳阳等地，8月底取得两湖战场上的关键一战——汀泗桥、贺胜桥战役胜利。10月，北伐军进抵武汉，先后占领武昌、汉阳、汉口，全歼吴佩孚部主力。

与此同时，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9月17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并率部进军陕西、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攻击河南。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转向江西战场进击孙传芳部。11月起，北伐军向南浔路一带发动攻势，消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南昌、九江，随后又攻占福建、浙江。1927年3月下旬先后攻占安庆、南京。3月21日，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占领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控制。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两党一致对敌，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辉煌战果。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一场规模空前的国民大革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北伐进军过程中，共产党人在北伐军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大批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党代表或政治处长，或者担任基层指挥员、战斗员。如周恩来担任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担任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担任第三军党代表，罗汉担任第四军党代表，林伯渠担任第六军副党代表，肖劲光担任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等。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还组织和武装了大批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用以策应和支援北伐军的行动。

但北伐的胜利进军，并未能扼止革命阵营的危机。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因北伐的胜利提高了个人声望，并通过收编军阀部队等手段，使其实力在北伐过程中极大地膨胀起来。正如周恩来后来所回忆，“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这为他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四）

当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军北上时，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工农运动给了北伐军极大支援。

在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广东韶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北伐军。在湖南，中共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人后方等任务，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战斗，等等。

革命势力迅速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全国工会会员也由北伐前的100万人迅速增加到近200万人。这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工人运动发展尤为迅速。1926年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到1927年春，全省共计成立工会约500个，会员达四五十万人。不仅大、中城市建立了统一的工会，而且大部分县也陆续成立了县工会。同年12月，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

在此期间，最引起中外震动的便是汉口、九江群众收回英租界的事件。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要胜利，中国人民因此受到了极大鼓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在北伐进军中也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1926年11月底，湖南54个县已经成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达107万人；次年1月，湖南农民协会的会员又迅速增加到了200万人。从1926年7月到10月，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便由3万多猛增到20万人左右。江西农民协会会员也在很短的时间内从600多人发展到5万多人。

据1927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记载：“北伐军入湘而后，平江、浏阳诸役，皆得农民为向导与协助，使我军不至陷于逆敌伏军及地雷之险。平江之役，农民引导我军，从间道抄平江北门，敌军几疑我军从天而降，敌将陆法因势穷自杀，农民因此而牺牲者亦数十人。凡我军所到，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常有手持木棍，截击敌兵，夺其枪械，以为我军效力。”

中国共产党也愈发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26年5月，党领导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也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迅速扩大了革命在群众中的影响，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为日后的土地革命准备了重要条件。如果只有五卅运动，而没有北伐战争和伴随而来的工农运动高涨，还不足以把它称作中国的大革命。它播下革命的火种，影响十分深远。

两年后，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道：“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