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我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之一，也是解放战争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军作战思想作出相应调整的情况下，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导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和中原野战军（以下简称“中野”）共同实施的大规模战略性战役。
在淮海战役的筹划、组织、实施全过程中，毛泽东给予了悉心的全局性指导。毛泽东的指导始终着眼于歼灭敌人主要兵力集团，通过对歼敌目标和作战部署作出精心谋划，确定了战役作战方针与相应兵力投入，并紧紧把握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趋势，果断抓住扩大歼敌规模的有利战机，迅速作出调整原定的战役方针、歼敌任务、作战规模等重大决策，使战役指导能够符合不断变化着的战场实际，从而确保战役各个阶段歼敌目标的实现，逐次歼灭了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的主要兵力集团，最终夺取了淮海战役这一战略决战的胜利。
毛泽东对淮海战役全局指导的主要决策历程，具有前瞻性、灵活性的特点，比较明显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济南战役胜利后，及时批准华野“举行淮海战役”
1948年秋，当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时，解放区的总面积已经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68亿。其中，约1亿人口的老解放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在我军转入外线作战后，老解放区经过一年多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可提供的战争资源也明显增加。
在双方的兵力对比上，尽管国民党军总兵力仍保持在365万人左右，但战斗力已明显削弱。其正规军有198万人，分布在第一线的约170万人，但被我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大部分担任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的守备任务。我军的总兵力已经发展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野战军）149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及正规军兵力的对比，均缩小到约1︰1.3。由于解放区的后方稳定，我军野战部队能够集中使用于前线作战，从而使我军可用于第一线的机动兵力优于国民党军。
在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军夺取战争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领导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决定于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解放战争“五年胜利”的任务，并明确完成这个战略任务的关键是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为此，九月会议对解放战争第三年的军事工作作出了基本部署，确定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地区作战，并准备打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力争歼灭更多的国民党军队；明确全国的作战重心在中原，北线战场的作战重心在北宁路；在作战指导上，要求我军“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同敌人的强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重兵据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以夺取全国胜利”。这就表明，在新的战争形势下我军打歼灭战的作战思想已经有所调整，即明显扩大了打歼灭战的规模。
1948年9月16日，华野发起济南战役。这是在敌人可能以重兵集团增援济南的情况下，我军对敌人重兵守备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实施大规模攻坚和打援同时并举的一次战役，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组织和协调下，通过中野的积极策应，由华野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共同实施的。
早在8月份研究制定济南战役的方针和部署时，毛泽东就预计战役的结果有三种可能：一是“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二是“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三是“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而为了争取第一种结果，毛泽东制定了“真攻城、真打援”的济南战役方针。这就表明，毛泽东的歼灭战思想已经发展到打“大歼灭战”“极大的歼灭战”的规模上，反映出他在新形势下对我军作战思想已经作出了相应调整。
由于华野部队确立了“敢于同敌人强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重兵据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作战思想，切实贯彻“真攻城、真打援”的战役方针，并通过攻城与打援的密切配合，全歼守敌10万余人，成功夺取济南，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迅速打破了蒋介石集团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体系。
毛泽东高度评价济南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强调济南的解放“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这就进一步坚定了我军攻坚作战的信心，也证明华野指战员敢于“攻击敌人重兵据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敢于“打极大的歼灭战”的作战思想，是符合当时敌我双方客观实际的，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济南战役成为我军调整作战思想的标志，也成为把当时正在开展的秋季攻势引向战略决战的起点。
由于济南战役期间，位于徐州方向的几个国民党军机动兵团未敢积极增援济南，使华野组织的强大打援集团未能实现预定的歼敌计划，所以济南战役总指挥粟裕在济南战役胜利后，为了歼灭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机动兵团，就考虑在苏北和淮海地区组织一次战役行动，实现大量歼敌的作战目标。
为此，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的9月24日晨，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就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明确提出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这就是淮海战役的由来，也是其后来发展为战略决战的运筹起点。
毛泽东在接到粟裕的建议后，以中央军委名义于9月25日两次复电，深入了解组织这次战役的相关情况。同日下午，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中央军委并粟裕，明确表示同意在解放济南后发起淮海战役。毛泽东在全面了解情况和研究各方面意见后，于当晚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等的电报，明确指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在这份批准“举行淮海战役”的电报中，毛泽东具体指示分三个阶段作战，“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
显然，毛泽东当时作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决策时，基本考虑是打一个较大的战役，歼敌规模预计为“十几个旅”，还不是战略决战性质的大规模战役。
二、确立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决定把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投入淮海战场
毛泽东明确淮海战役第一步作战任务，就是要在刘峙集团的防御体系中迅速分割、合围、歼灭黄百韬兵团。这要求华野指战员必须确立“敢于同敌人强大兵团作战”的决心，不仅要一举歼灭黄百韬兵团10余万兵力，同时还要有效牵制和坚决阻击刘峙集团其他兵力的增援。
刘峙集团是国民党军当时在长江以北地区最大的兵力集团，共有25个军，约60万人，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华野部队要歼灭黄百韬兵团，就必须牵制刘峙集团一部分机动兵力，并有效阻击其多方向增援。这就使淮海战役的规模和影响将比预想的要大，持续时间也将比预计的要长。因此，毛泽东在全局指导上十分重视战役准备和兵力投入，并持续进行统筹谋划。
经过对淮海战役的作战任务、作战范围、持续时间、使用兵力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之后，毛泽东决定延长战役准备时间，并考虑投入中野部分兵力，牵制刘峙集团。为此，毛泽东于9月28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军区、华野、中野、华东局的电报，明确指示“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
随着对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行动的深入分析，毛泽东对整个作战部署和战役的后续发展得出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形成了对战役的基本指导方针。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阐明了战役的指导方针。他在电报中明确指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并提出达到战役目标的基本部署和兵力使用原则。
华野主力在济南战役后大部分集结在徐州至济南间津浦路两侧地区休整，中野主力大部分集结在平汉路以西的禹城、襄城、叶县地区休整，距离预定的作战地区均需要几天的行程。在收到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电报后，华野于10月12日召开作战会议，研究贯彻战役作战方针问题，迅速作出战役第一阶段具体作战部署，于13日把战役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并中原局。15日，华野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各部队的位置以及计划的集结位置和攻击时间。1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野的复电，指出完全同意各项部署。同日，毛泽东为推迟攻击郑州时间给中野复电并告华野，再次指出“不论刘陈邓何时攻郑，粟谭方面按照删申致军委电所定计划行动不变更”。
这时，为了防止孙元良兵团向徐州方向机动，毛泽东决心调中野主力担负牵制孙元良兵团的任务。他在11日的电报中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迅速部署牵制孙兵团。随后，中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作出攻击郑州的部署，部队于21日夜间逼近郑州。
中野主力到达郑州时，守军开始弃城北逃，我军于10月22日解放郑州，并迫使开封守敌于24日弃城东撤。这时，毛泽东根据淮海战场的敌情变化情况，敏锐地抓住敌人在徐蚌线一带兵力空虚的弱点，决定进一步扩展中野担负的作战任务，要求其乘势向津浦路出击，发起徐蚌作战，以截断津浦路徐蚌段。
毛泽东在22日批准华野上报的修改淮海战役部署的复电中指出，中野主力应在“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2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致陈毅、邓小平等人的电报，明确指示要“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浦段铁路”。这是毛泽东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对战役方针、任务作出的重大调整，其主要意图是抓住有利战机，组织徐蚌线作战，为孤立刘峙集团、大量歼敌创造条件。
遵照毛泽东的相关指示，中野主力从郑州地区迅速向徐蚌线以西机动。由于中野各纵队距离蒙城这一集中地比较远，所以陈毅、邓小平建议在永城等地区集结部队，得到了中央军委批准。这时，毛泽东已经考虑到中野部队完成徐蚌作战后，将吸引大量敌人，必然促使敌情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截断津浦路，就封闭了刘峙集团的退路，必然对战役全局产生重大的影响。为此，毛泽东于10月28日致电陈毅、邓小平，指出“你们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在汴徐线上打一胜仗”。
在中野部队迅速向徐蚌线以西运动期间，华野部队已完成战役准备工作。10月23日，粟裕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签发淮海战役预备命令，决定集中华野全军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争取歼灭徐州外围冯治安一部或大部，“乘胜扩张战果，西进津浦，南逼长江，打烂蒋匪之华中防御体系，迫敌完全转入防御”。这标志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进入实施阶段。
随着毛泽东对淮海战役规模和任务作出调整和扩展，战场上已经形成华野、中野共同作战的布局。两大野战军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到战役上协同作战。这就需要尽快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
为此，粟裕于10月31日致电中央军委等，明确提出“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当时刘伯承正在豫西南、鄂北地区指挥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而陈毅、邓小平已经到达淮海前线。毛泽东遂于11月1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明确指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陈毅、邓小平于2日向中央军委复电，表示“本次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信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这标志着淮海战役的统一指挥体制正式形成。
三、针对战役发起后的敌情变化迅速调整战役方针，指导中野部队发起徐蚌会战
在华野部队按照预定计划于11月6日夜间从集结地域出发，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时，敌情却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我军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全歼东北战场国民党军，使战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党军已经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迫使蒋介石在各战场收缩兵力。
11月5日，蒋介石派顾祝同到徐州传达收缩兵力的战略企图，要求刘峙集团把主力集结于津浦路两侧，放弃运河以东地区，黄百韬兵团应迅速向徐州撤退。当日刘峙就命令李延年所部第44军撤出海州、连云港，归黄百韬指挥，同时命令黄百韬掩护这次西撤。
淮海战役发起后的敌情变化，促使毛泽东对战役的任务和规模作出新的考虑，开始把战役目标扩展到解决敌人整个徐州集团。经过对战场形势的全面观察和思考，毛泽东对淮海战役第一仗和第二仗的具体歼敌任务作出了新的安排，并于11月7日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华野领导人并告陈毅、邓小平等人，明确表示“完全同意鱼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指出第一仗估计需要10天左右，力争歼灭敌人21至22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在前方的华野领导人高度重视战役发起后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11月7日晚，粟裕等全面分析了中原战场形势，认为在徐州地区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趋于成熟，并写成题为《对敌可能采取方针估计与对策》的电报，于8日辰时上报。这就是“齐辰电”。毛泽东于9日亥时复电指出：“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
该复电表明，毛泽东孤立刘峙集团的战役方针与粟裕在徐州及其周围削弱歼灭国民党军的建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时已经把原来计划的“小淮海战役”发展为进行战略决战的“大淮海战役”了。
在调整战役方针之后，为了实现“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的作战目标，关键是尽快截断津浦路，孤立刘峙集团。而战役发起后出现的有利战场形势，也为中野主力迅速向徐蚌线出击创造了条件。由于黄百韬兵团奉命西撤，使华野部队进入作战地区后，迅速转入追击战斗。这时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我党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我党敌工部门的安排下，于11月8日凌晨率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
粟裕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山东兵团乘机直插陇海路，迅速截断敌人退路。华野主力在追击中于9日攻占运河火车站，控制运河铁桥，并继续追歼、包抄撤退之敌。在华野部队的追击堵截下，黄百韬兵团所辖4个军共7个师被合围在碾庄圩地区。
毛泽东针对战场形势发生的有利变化，于11月9日16时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华野、中野相关领导人，指示陈毅、邓小平率中野4个纵队“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指示华野以一部兵力“控制并截断徐州至运河车站之间的铁路”，“运东主力则歼灭黄兵团”。毛泽东还明确指出：“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遵照指示，指挥中野主力和华野一部兵力，于12日发起徐蚌作战，兵分三路向宿县及其南、北各要点发起猛攻，力求歼灭守敌、截断徐蚌线。
这期间，位于中原地区的敌黄维兵团，在确山集结后正奉命向东增援。为了阻击该兵团东进，刘伯承指挥中野第二、第六纵队向涡阳、蒙城方向急进，于11月9日到达河南省柘城县，与陈毅、邓小平会合。中野的6个纵队先后进入淮海战场，更有利于阻击援敌、发起孤立整个刘峙集团的徐蚌作战。
毛泽东于10日、11日两次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陈毅、邓小平，指令其“务须不顾一切”，“全力攻取宿县”，“切断徐蚌路”；“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南逃”。这就表明，毛泽东已经定下了在淮海战场彻底解决敌人徐州集团的作战决心。
蒋介石在黄百韬兵团被我军合围后，于11月10日晚紧急召开会议，被迫改变原定在徐州、蚌埠间集中兵力的计划，决定将主力集结在徐州周围，组织一次徐淮会战。
蒋介石的决策是：命令黄百韬部固守待援；命令邱清泉兵团转至徐州以东，在李弥兵团一部的参加下，沿陇海路两侧东援黄兵团；命令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李延年部改为第六兵团，向宿县前进；刘汝明部改为第八兵团，会同第六兵团向宿县推进，并担任固镇、宿县守备。同时，命令正在东进的黄维兵团（第十二兵团）于15日到达阜阳后，继续向蒙城、宿县前进。蒋介石还特派杜聿明实际指挥徐州集团各部的行动。此时，蒋介石在徐淮战场上投入的总兵力，已将近80万人，表明其在徐淮地区已决心孤注一掷。
在中野部队发起徐蚌作战之后，毛泽东于11月13日凌晨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中野、华野领导人，指示华野“韦吉兵团早日西移宿县，与中原各纵会合，以便数日后……对付黄维”，“黄百韬解决后，华野主力速移宿县地区为要”。3小时后，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和中野、华野相关领导人，要求全力迟滞黄维兵团东进，防止其策应徐州附近之邱、李兵团，给下一步作战造成不利影响。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已经定下战略决战的决心，新的作战任务是歼灭包括黄维兵团在内的徐州地区敌军集团。
由于在徐蚌作战发起前，孙元良兵团已撤往徐州，中野未能全歼该敌，仅歼灭其后卫数千人。但在徐蚌作战发起后，中野一部迅速包围宿县并发起猛攻，于11月16日凌晨攻克宿县。随后，中野在任桥集一线阻击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并以第一纵队等阻击黄维兵团。这样，在徐蚌作战之后，中野就以宿县地区为依托，把两路援敌分别阻止住，担负起战场南线的阻援任务。
这期间，华野各部正全力在淮海战场北线围歼黄百韬兵团。由于黄百韬兵团利用碾庄圩地区原有工事和有利地形，迅速构成了以地堡群为骨干，并有堑壕、交通壕连接的环形防御阵地，使每个村庄都形成了独立支撑点，致使华野各部很快转入村落攻坚战。
经过艰苦作战，华野部队于11月15日突破敌人防线，迅速缩小包围圈，到22日黄昏全歼残敌，击毙黄百韬。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
四、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并采纳总前委建议，调整战役第二阶段作战重心和歼敌任务
当时，在淮海战场北线的黄百韬兵团已被基本歼灭，而淮海战场南线已经截断刘峙集团的退路。这就使在徐州地区展开战略决战的态势日渐明显。
随着淮海战役歼敌目标的明显扩大，作战任务将日益繁重，必然要极大地增加战役保障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党的统筹领导，以便深入动员和组织战区内党政军民的总体力量，共同夺取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对全战役实施统筹领导。
11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淮海前线各部队指挥员和相关地区党的领导机构的电报，指出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3至5个月。“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这标志着淮海战役总前委正式组成，并担负起对战役各项工作进行统筹领导的重大责任。
淮海战役总前委组成后，首先在贯彻战役方针、完成战役作战任务方面担负起统筹领导的责任。这时，战役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任务已经接近完成，毛泽东考虑华野主力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可以就地转兵，“打得邱李不能动弹”，也就是把战役重心继续放在战场北线。毛泽东于11月18日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指出只要南线各敌无法北进，北线各敌就成瓮中之鳖。
但是，这时东进的黄维兵团已经由阜阳附近渡过颍河，于18日前出到涡河南岸的蒙城地区，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正由蚌埠向宿县推进，而黄百韬兵团还未被全部歼灭。蒋介石为了挽救刘峙集团被全歼的命运，于19日严令黄维、李延年驰援徐州，并命令刘汝明负责恢复徐蚌线交通。敌人在淮海战场南线的3个兵团全力北援，必然加重淮海战场南线的阻援任务，确保战场南线阻援阵地的稳定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在前方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通过对战役发展形势的全面分析和判断得出结论：以中野现有兵力阻击敌3个兵团，困难很大，而华野主力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如不休整即攻击战斗力较强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易达成预期目的。如果把作战重心继续放在战场北线，有可能出现北线打邱、李两兵团不能速决，而南线的阻援作战又无较大把握的情况，使我军陷入被动。为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11月19日两次致电中央军委等，建议把战役重心尽快调整到南线，明确表示“我们决心先打黄维”。
毛泽东在仔细研究后，决定采纳总前委提出的这一建议，同意中野的作战部署，并进一步协调中野和华野的作战行动。毛泽东于11月19日19时致电粟裕等，明确指示他们应准备“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在华野于20日攻占碾庄圩之后，当日就抽出2个纵队南下参加阻击李延年兵团作战。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华野，指出“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同时指示对邱、李兵团的作战，“如有顺利发展的条件，可以再打一晚两晚，否则应当机立断，适可而止”。这样，淮海战役的作战重心已经顺利转到战场南线。
由于华野部队迅速转向南线作战，使我军阻援、打援的兵力明显增加，从而迫使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在11月23日后迟迟不敢北进，而黄维兵团已进至南坪集，正与中野部队激战，这就使南线战局再次发生变化。
由于黄维兵团远道而来，兵疲粮缺，又与宿县、蚌埠有相当距离，所以出现了消灭黄维兵团的战机。在这种情况下，在前方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心在浍河以北聚歼黄维兵团，并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作战决心。毛泽东于24日复电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同时指示“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样，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部署最终确定。
总前委根据战役第二阶段的歼敌任务，迅速作出具体部署。决定中野部分兵力与黄维兵团接触，并将该敌诱至浍河以北，利用浍河阻断敌人。同时，以中野主力5个纵队隐蔽集结在浍河以南，待黄维兵团进入我军预定歼敌地区，在浍河处于半渡状态时，分别从东、西两侧实施向心突击，配合正面各纵队，将敌人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而在阻援方向上，决定以华野5个纵队于宿县、西寺坡地区，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保障中野部队的侧背安全；华野其余8个纵队位于徐州以南夹沟至符离集之间，跨津浦路两侧，构筑多道阵地，阻击徐州之敌南援。
这时，黄维兵团已经于11月23日兵分三路向南坪集地区发起进攻，拉开了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帷幕。坚守在南坪集地区的中野部队，将黄维兵团诱入我军预设阵地。当黄维发觉处境不利时，为时已晚。中野部队果断抓住敌人收缩的时机，发起全线进攻，将其合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地区。蒋介石在得知黄维兵团被包围后，于26日命令其向东突围，与李延年兵团会合。黄维于27日率其主力向东南方向突围，但均被击退，从29日起被迫转入野战阵地防御。
在把战役作战重心转向战场南线之后，毛泽东对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和第三阶段的准备问题，继续进行谋划和思考，逐步形成明确的作战方案。11月28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等，指出假如当日能完全消灭黄维兵团，包围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则整个淮海战役已起了决定性的变化，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即告结束……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这就再次表明，毛泽东始终着眼于歼灭敌人主要兵力集团，决心“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并力求“解决徐蚌两处之敌”。
这时，蒋介石已经看到其徐淮会战正在走向失败。为了保存徐州集团的实力，并救出黄维兵团，他于11月28日决定放弃徐州。29日，刘峙指挥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继续北援。杜聿明指挥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部分兵力，于30日继续沿津浦路向南进攻，以迷惑我军。11月30日晚至12月1日全天，杜聿明率领3个兵团和徐州党政机关人员并裹胁部分青年学生共30余万人撤离徐州，仓惶西撤。
针对敌情的这一突然变化，粟裕立即指挥部队对敌实施追击、拦截，并进占徐州。12月2日，行进中的杜聿明集团，由于队伍十分混乱，不得不停在孟集等地整顿。这时，蒋介石命令杜聿明协同李延年兵团，为黄维兵团解围。但是，杜聿明集团在攻击前进期间，于4日拂晓被华野部队合围在陈官庄等地。6日夜，孙元良兵团单独向西南方向突围，被歼灭大部，万余人退回包围圈，仅兵团司令孙元良化装后，带领少数人逃脱。与此同时，中野部队对被包围在双堆集地区的黄维兵团展开猛烈攻击。中野组织3个突击集团，于6日从三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连续歼灭敌人。刘伯承、陈毅于12日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但黄维拒绝放下武器。13日晚，我军发起总攻，歼灭黄维兵团大部，黄维被俘虏。此后，由蚌埠北援的敌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于16日撤退至淮河以南。至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胜利结束。
五、着眼于抑留和歼灭华北战场的敌军集团，调整战役第三阶段的作战进程
由于在淮海战役进行期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形势发展很快，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已经秘密入关，并协同华北野战军于11月下旬发起平津战役。毛泽东通过指导东北、华北野战军的作战行动，已经在12月中旬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之无法收缩和集中。
这时，毛泽东从全国各个战场相互配合的战略全局出发，考虑到暂不歼灭被合围的杜聿明集团，能够为我军在平津战场的行动发挥一定的配合作用。为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战场，以便我军就地解决华北之敌，毛泽东决定调整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作战进程。
毛泽东于12月1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为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国民党军南下，对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随后，毛泽东于14日致电粟裕，明确指示“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待歼灭黄维后，再继续攻击。这是毛泽东着眼于解决华北敌军重兵集团而作出的全局性决策。
在黄维兵团于12月15日被全部歼灭的当晚，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等的电报，明确指示，“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左右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淮海战役总前委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华野、中野各部队转入战场休整。
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转入暂缓攻击后，新华社于12月17日播发了毛泽东写作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华野前线部队向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反复广播投降书，对敌展开强大政治攻势。这时，杜聿明集团两个兵团被紧紧包围在狭小地区内，粮弹消耗殆尽，全靠空投补给，全军覆没已成定局。而从20日开始气温骤降，雨雪交加，国民党军许多士兵冻饿而死。国民党军官兵为求生路，纷纷向我军投诚。但是，杜聿明等高级将领仍然拒绝投降。
1949年1月初，华北战场上傅作义集团的退路已被我军切断，淮海战场已经完成战略配合任务。华野在作出最后歼灭杜聿明集团的部署后，向中央军委建议发起总攻。得到批准后，华野于6日16时对包围圈内的敌人发起猛攻，在2小时内就歼敌万余人，攻占村落据点13个。
在兵力被大量歼灭、阵地被进一步压缩后，杜聿明于1月9日仍集中兵力，在2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向西突围，作垂死挣扎。当日黄昏时，华野部队全线出击，最终全歼杜聿明集团残部近20万人。邱清泉被击毙，杜聿明被俘虏，仅李弥等少数人化装潜逃。至此，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胜利结束。
毛泽东对淮海战役的全局指导，始终着眼于歼灭敌人主要兵力集团，并紧紧把握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趋势，果断抓住有利于孤立、合围、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的难得战机，迅速作出调整原定战役方针、歼敌任务、作战重心等重大决策，力求使主观指导符合不断变化的战场实际，从而实现了战役各阶段的歼敌目标。
经过三个阶段共66天的作战历程，我军逐步把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的精锐主力歼灭殆尽，夺取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淮海战役的全部实施过程，正如毛泽东对前线指战员作出充分肯定和称赞时指出的，“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这既是对前线指挥员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我军强大的攻防作战能力和高昂的作战积极性的高度肯定。而毛泽东对淮海战役的全局指导，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作者于化庭，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