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习近平

2017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2017年初，教育部发函要求在教材中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对各级各类教材进行修改，并在春季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这一改变，强调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的整体。这一改变，并不否认“七七事变”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爆发的历史节点意义。

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历史意义，应如同毛泽东所说“我们今天的这一伟大的民族战争，和中国过去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都不相同。因为这个战争是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状态中从亡国灭种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战争，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进步的时期进行的；同时，又是在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自寻死路走向崩溃的时期进行的；同时，又是在全世界先进人类正准备着空前广大与空前深刻的斗争力量以便抵抗与战胜德日意法西斯魔王争取世界光明前途的时期进行的”，这三方面因素的结合，“就保证了我们的抗日战争一定能够最后取得胜利”。

一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位于北平（今北京）西南十余公里处、宛平县城南端，是北平的重要门户。它联结平汉铁路和北宁铁路，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方严词拒绝。日军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一面部署，准备战斗。8日5时左右，日军炮轰宛平城，驻守宛平城的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被迫反击自卫。

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郑重指出：“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日军攻占宛平城的企图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下不能实现，便玩弄“现地谈判”手段，一面借谈判给中国施压，一面争取调兵遣将时间。11日，日本政府发布《派兵华北的声明》，决定立即增兵。此后，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开赴华北。

25日、26日，日军又蓄意制造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26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向中国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中国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发表自卫守土通电。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奋起抵抗。在南苑战斗中，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全民族抗战的开端。

二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最重要法宝。统一战线的形成充满了反复和曲折，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艰难建立。“七七事变”的爆发，极大地加快了统一战线建立的进程。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苦抵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日本侵略者加紧在华北的侵略渗透，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国内抗日救亡浪潮高涨；国民党当局统治遭到严重威胁，开始酝酿转变对日政策；共产国际七大结束不久，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面对日益深重的国难，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适时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联合各种力量抗日反蒋。随着共产国际七大正式文件的传达，1936年3月，中央召开晋西会议，提出“停止内战”的口号。面对日本侵华愈发严峻、民众抗日要求高涨和部分国民党上层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形势，蒋介石一面仍然顽固地派大军进攻陕甘根据地，一面也开始伸出触角联络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试探。

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针对蒋介石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及时反应，毛泽东亲笔向蒋介石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信，正式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同时向中国共产党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从“反蒋”到“逼蒋”，一字之差的转变，却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先的重大战略决策调整。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恰当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妥善应对处置，为顺利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许多努力和工作，遏制了内战爆发的危机。国共两党走向第二次合作。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但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仍然宣称“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所通过的决议也叫做《根绝赤祸案》。这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还要经过很多尖锐复杂、迂回曲折的斗争。

即使确立了合作的基调，仍有许多要害问题需要解决，稍有不慎，或许就将前功尽弃。从1937年2月9日起恢复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谈判，持续了半年时间。经过五个回合的艰苦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合作协议的达成，是在日本侵略者愈加猖狂的侵略中加速形成的，“七七事变”的爆发大大加速了谈判进程。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进行了坚忍不拔的努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信任。

三

“七七事变”的爆发，促使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倾全国的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它“极大地改变了两国各自的历史”。自此，中国一步步摆脱受奴役的屈辱命运，而日本军国主义持续半世纪的侵略扩张势头被遏制，最终走向灭亡。

“七七事变”是日本长期奉行军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日本对苏联防范很深，但不敢轻易发动对苏作战。从日本扩张顺序上看，发动对苏战争前，倾全力对华一击，除去背后威胁，似乎是更为“明智”、更为“可靠”的实现侵略目标的手段。观诸历史，日军“总是沿用着这样的手法：先制造出一种‘事态’，然后再把它加以扩大”。如同“九一八事变”时一样，发生柳条湖事件后才有了调兵和筹措军费的具体安排。结合当时日本国内形势，以发动战争摆脱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和转移阶级斗争视线是日本的迫切需要。这也是日本法西斯势力兴起的原因。

八十年前的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华儿女以不屈服命运的抗争，发出了“最后的吼声”，凝聚成不可战胜的钢铁力量，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影响了全世界的历史格局。“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创始国。在其近代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

今人研习历史，更多地应是从历史中去汲取营养，尊重历史、承认历史、敬畏历史、借鉴历史。从历史演变中找到我们所需要借鉴的，努力去发扬抑或克服，才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之所在。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一条更开阔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