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在纪念这一伟大爱国运动的时候，我们有必要了解领导这个运动的陈独秀，以及对这一运动发生有重要影响的蔡元培。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之交，陈独秀与蔡元培从相遇相识相知，到后来的分道扬镳，生动地演绎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段史话。

相识于反清爱国组织

辛亥革命前，许多革命志士认为，中国革命应该分“鼓吹、暗杀、起义”三步进行，陈独秀也受此影响，曾加入过暗杀组织，并与蔡元培相识于暗杀团。

1903年7月，革命组织东京留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改组，确定“暗杀”为其重点工作之一。1904年，为配合黄兴的华兴会在长沙起事，军国民教育会杨笃生、何海樵、章士钊等人召集革命同志在上海组建爱国协会，成立暗杀团，把暗杀定为革命方式，经常开展射击练习、试制炸弹等活动。在老朋友章士钊的引荐下，陈独秀到上海并很快加入这个组织，也就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和蔡元培相遇相识了。两人的此次相遇相识为日后的相知打下了牢固的友谊基础。此时的陈独秀尽管加入了暗杀团组织，但是他认为“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起而救亡……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可见，陈独秀一边参与暗杀的革命活动，一边却非常关注发动群众的一面，这与一般热衷于暴力暗杀的革命者不同，见解独到的陈独秀开始把目光聚焦在民众的争取动员上。

1905年9月，吴樾暗杀清朝五大臣事件失败，陈独秀收集烈士部分遗物后，几经周折，最后转交给暗杀团骨干之一的蔡元培保存。吴樾的革命行动，令陈独秀和蔡元培为之动容，蔡元培赞誉其行为乃“中国第一炸弹”。陈独秀则在后来悼念烈士时写下了赞颂吴樾的《存殁六绝句》的怀念战友诗。革命同志为了革命事业勇于牺牲、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陈独秀与蔡元培的心里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责任担当，逐渐把两位年龄相差11岁的历史传奇人物从相隔千里的陌生人变成了志同道合的同路人。

相知于北京大学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决心改革北京大学的迂腐学风校风。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从北大文科开始，为了破解顽固守旧派占优的局面，蔡元培决定聘请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才来主持和充实北大文科。在朋友的推荐下，蔡元培决定聘请陈独秀。陈蔡两人早在暗杀组织结识，蔡元培对陈独秀“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尤其对陈在芜湖办的《安徽俗话报》印象很深，经过一番考察和翻阅《新青年》后，蔡元培认为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于是以“三顾茅庐”态度亲自去请主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此时，恰逢陈独秀因为亚东书社和群益书社合并事宜来到北京，与汪孟邹住在前门的一家名叫中西旅馆的小旅社。打听到陈独秀的住处之后，蔡元培三番五次登门拜访，连续几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床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陈独秀被蔡元培三顾茅庐的诚恳之举打动了，便答应先在北京大学“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1917年1月15日，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长名义发布布告，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入主北京大学文科之后，在蔡元培的倾力支持下，一面对北大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面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秉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宗旨，联络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优秀分子，建构起以北大学人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这批具有新思想的北大学人中，陈独秀团结了沈伊默、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鲁迅、章士钊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在自己的周围，形成新文化运动阵营，并借助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这个思想文化阵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引领青年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立志成为“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的奋发有为的青年”。一时间，各种思想在这里碰撞激荡，交流交锋，一些进步社团和刊物也效仿《新青年》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大学纷纷创立，并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北大校园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1919年4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北京大学学生立刻行动起来。5月2日，蔡元培在学校餐厅召开学生班长和代表会议，号召大家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奋起救国。陈独秀在5月4日刊出的《每周评论》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号召“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但是，北洋政府却施行反动的高压政策，不断地逮捕和镇压学生，并逼走北大校长蔡元培，逮捕陈独秀。在全国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声援和支持下，五四运动取得最终胜利。由此可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蔡元培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始终互相支持、密切配合，身先士卒起了组织领导的作用，陈、蔡二人是志同道合的北大同事，又是五四运动中的战友。

分道扬镳于谣言

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招来了顽固守旧势力近乎疯狂的攻击，其中发生了两件最典型的事情。由此也影响到了陈独秀与蔡元培的关系。

一件是旧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诋毁新文化运动，影射攻击陈独秀。林纾还发表《致蔡元培书》，攻击指责新文化运动人士“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爱护陈独秀，从捍卫新文化运动立场写了一封还击林纾的长信。信中指出：北大教授讲解古书时虽用白话，但白话并不逊于文言，而且提倡白话的教员，皆是博学且长于文言。蔡元培的信，表明了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但是，出于维护北大的整体利益考虑，蔡元培无奈妥协，决定暑假后“文理合并，不设学长”。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自然免除。

另一件事便是守旧派连续散布攻击陈独秀的谣言。一个是他们向《神州日报》提供谣言，说陈独秀因为思想激进，已受到政府出面干涉，被迫辞职于北大。对于这一谣言，蔡元培出面发表《致神州日报函》进行了辟谣。第二个是顽固守旧派散布关于陈独秀个人私德的谣言。在各种谣言盛传的压力下，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决定提前“文理合并不设学长”。不久，陈独秀被改聘为教授，文科学长之职被撤销。

由于各种原因，这次蔡元培没能坚定地站在陈独秀一边，两位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从此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离开北大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开始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而作为老同盟会会员的蔡元培则开始了其国民党党国元老的人生。

政见虽异 友谊不变

尽管陈独秀和蔡元培于五四运动后，各自的人生走出了不同的历史轨迹，但是不论是作为中共早期领袖的陈独秀还是身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两人始终拥有观照国家兴亡的情怀，始终没有放弃聚焦中国政治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陈蔡两人虽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互相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受到中断，两人相互包容、相互帮助、相互欣赏和怜惜。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蔡元培联合杨杏佛、林语堂等其他社会贤达，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才”，对陈独秀宽大处理。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闻听消息，陈独秀十分悲伤，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表达了这种哀悼之情，“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又增一伤痕矣！”并以病弱之躯写下《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表达对老朋友的怀念。陈独秀在文章中对蔡元培的人格人品给予高度赞誉，他说，蔡先生对下决心的事很是坚持，且态度温和，令人佩服。生前蔡元培也极为欣赏陈独秀的个人品格，他曾说，陈独秀“忠于人，忠于事”，“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