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20日，毛泽东带领红一军团取得文家市战斗的胜利，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在战斗中，红军本来缴获了湘军戴斗垣旅一部无线电台，这对当时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信的红军而言意义重大，但战士们却将这部好好的电台给砸烂了。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在当时，由于我军脱胎于旧军队，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建立的根据地身处农村环境且被敌人分割包围，长期进行的又主要是游击战、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游击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游击主义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适合我军幼年时期官兵文化低、武器差，主要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根据地流动性大的实际，不能像“左”倾错误者那样笼统地全盘否定而不顾实际情况地进行过头的正规化；另一方面，游击主义又有严重的消极影响，突出表现为“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严重影响军队战斗力，必须随着我军建设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去除掉，其中首要的是从官兵的教育训练入手。

井冈山时期，由于战斗频繁，伤亡又大，部队中补充进了很多游民分子，毛泽东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他常常亲自给官兵上课，教育他们养成严格的纪律，克服流寇思想。由于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的限制等原因，红军中产生了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许多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四军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对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剖析，并一一指出了纠正方法，加强对官兵的教育管理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红军组建初期，由于相关制度没有建立，征兵比较随意，各部队“只图征募小公差兵及任意增添挑夫，极少注意战斗兵之补充”，更有收募五官不全、驼背、跛足及患病者。新兵的训练很差，“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老兵的训练也不统一，正规化程度很低。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2连排长的开国中将赖毅后来回忆说：“我们一、二连每天在一个操场上出操，但一连是北洋军阀式的操法，而我们二连则是黄埔军校式的操法，相互间瞧不起。”为改变这种现象，毛泽东在龙江书院创办了教导队，后在其基础上成立了随营学校，开始了红军初步的正规教育训练。1930年三四月间，毛泽东主持颁发了《关于官兵考绩的训令》《征募和教育新兵问题的训令》《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等3个训令，以法规条令的形式规定“教育以集中为原则”，并明确了征募新兵的条件、手续以及军事训练的组织和内容，有力改变了过去红军教育训练的无序状况，提高了部队的正规性。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我军的迅速壮大，毛泽东创造性地通过整军这个方式来提高军队的正规性，要求各区结合军事整训，加强政治的教育和训练，克服游击习气。他领导我军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并在各地建立分校，亲自规定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风，确立了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体力智力统一、军事政治配合的教学原则，贯彻启发式、讨论式教学方法，进行正规的教育训练。解放战争后期，我军中也曾出现了一些较为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毛泽东号召全军，加强对官兵的管理与教育，提高他们的集中统一性和组织纪律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向苏军学习加强自身建设，现代化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与之相适应，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五统四性”思想，指出我军已经进到了掌握现代技术的建军高级阶段，与之相适应的就是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培养部队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从而克服游击习气实现部队建设的现代化正规化。由于战争平息进入和平年代，当时不少部队出现了教育松懈、纪律废弛的现象：某营演习，集合时间长达一小时零八分钟；某师测验，老战士中有6/10连枪炮的口径和正确瞄准的要领都忘记了；某营点验，一小时晕倒数十人；换装部队不按条令使用武器，有的炮手不会退弹，就用大锤敲打；等等。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了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各级干部中长期存在的游击性的习气，缺乏严格的军事管理的要求”，没有“按统一的规定来组织部队的工作日程”，要求全军加强管理，进行一次“以严格执行命令指示，严格军风纪，严格遵守制度”为内容的教育，坚决纠正过去的不正规现象。1953年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军开展了正规化训练，官兵们依照条令、规范进行军事教育和训练，正规化意识得到强化，组织纪律性不断提高，带动了我军建设的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