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一个重要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审议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将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相关内容载入宪法。这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一重要论断的依据是什么、党章和宪法为什么要将其上升到党规国法的层面，此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维度对这个问题作一探讨。
一、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是有初心和使命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
从理论逻辑看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它以什么理论来作自己的指导思想，又以什么样的奋斗目标来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
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最终奋斗目标是一个政党的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这是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行动指南的“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行动指南的“流”。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运用发展的成果，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道统”，这个“道统”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阐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策略原则，提出了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
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他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语言概括提炼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他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我们党召开的七大上，中国共产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判断我们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标准。他还提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制定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新世纪，江泽民同志总结我们党赢得人民拥护的历史经验和根本原因，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一个代表就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如何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强调，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新阶段，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他指出，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他还特别强调：“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他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不仅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且高度凝练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这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旗帜就是方向、形象和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新型政党，具有特殊的理论优势。它以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以广大人民群众为社会基础。因此，它能够摆脱以往一切政党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始终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以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敢于做、能够做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做不了、做不到的事；它能够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战胜强大敌人、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把自己作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独立解放、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忠实工具，这就决定了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美好理想、中国共产党完成时代使命过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不会有中国的富强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能实现我们的远大理想。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从历史逻辑看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中国为什么会产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中国近现代史、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始终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鸦片战争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中国很多阶级、阶层、政党和政治力量，都曾登上历史舞台想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首先，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洋务派进行了自救，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接着，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粉墨登场，主张学习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但是，在封建守旧势力的打击之下，维新运动推行百日即收场。再接下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接续奋斗，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地。在近代中国的这几十年时间里，还发生了两场大的农民革命。一场是太平天国起义，一场是义和团运动。虽然中国的农民阶级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由于中国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最后也以失败告终。清朝末年，清政府为了欺骗舆论、挽救灭亡，还进行了最后一搏，推行了所谓的“清末新政”，但无疾而终。
在当时的中国，各种思潮和政治主张盛行一时、杂然纷呈。但大都昙花一现，迅速消失。辛亥革命之后，政党政治在中国兴起。20世纪初，曾出现过两次建党高潮。政党、政治团体以及各种群众组织最多时达到680多个，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也有300个左右。这些政党和政治组织接受了多种思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思潮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权威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互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早先，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比较大。在所谓“社会主义”的思潮中，信奉和拥护无政府主义的人比较多，而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流派中很小的一个派别。
在救亡图存中，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争斗角逐，各种各样的政治体制也随着不同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而轮流登场。各种政体在中国进行了尝试，但都寿命短暂，旋即消亡。比如，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内阁制等。近代西方国家所创造的各种政体，在这个时期都曾出现过。北洋政府期间，总统和内阁总理的更换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从1912年至1927年的15年间，北洋政府总统、临时执政、摄政等更换15人，内阁总理更换31人，其中内阁变动次数多达59次，平均几个月一次。变动如此频繁，何谈国家治理。
俄国十月革命是影响和改变中国人思想观念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出现了反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先进的中国人，经过比较、思考、鉴别，最后郑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口号，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弘扬中国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立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飞跃。在新时期、新世纪、新阶段，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大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发展、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战略高度，擘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的总体目标。同时，把党的领导制度确立为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并强调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统领地位。
一个国家由什么政党来领导，由哪个阶级来统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国体、政体，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现实的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客观规律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通过客观规律表现出来的。
三、实践逻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从实践逻辑看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为什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怎样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1950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是100亿美元，当时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工农业总产值是2800亿美元，中国只有美国的二十八分之一。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67%。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我国GDP总量只占世界比重的1.8%。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比重达到16.2%。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是用辛勤劳动和心血汗水换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我们党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对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无数历史事实充分表明，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需要主心骨和“定海神针”发挥作用，越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遵照党章、遵守宪法。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前提。党章是管党治党的总章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党内所有的其他法规都是从党章派生出来的，国家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是从宪法繁衍产生的。党章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宪法是所有法人和全体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党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政治局制定党章和党规，全党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章维护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和反映了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依据党章，是受宪法保护和支持的。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健全科学规范有效的体制机制。党中央制定或修订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作出一系列重大制度性安排，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国务院党组、全国政协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每年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等；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这些都是党中央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出的安排和部署。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打铁先要自身硬”。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好中国的伟大社会革命，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问题导向，形成抓思想从严、抓管党从严、抓执纪从严、抓治吏从严、抓作风从严、抓反腐从严的新格局，使党的面貌为之一新，使党内政治生活根本好转，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振，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要时刻保持警醒，不断增强党的自我革命的自觉性、坚定性，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提高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使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人民楷模、民族脊梁。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