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产生于中国民主革命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它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奋斗的结果，是中国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中国人民的实践创造。
“民主党派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民主党派具有反帝爱国、崇尚民主的政治主张，推动中国现代化以实现国家富强的价值取向，顺应历史潮流的不断进取精神，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具有历史必然性。
一是反帝爱国、争取民主自由是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中国的民主党派大多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其社会基础比较广泛，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可见，民主党派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并带有阶级联盟和统一战线性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党派最基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倾向，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制度，变贫穷、落后、分裂的国家为富强、先进、统一的国家。所以，反帝爱国、争取民主自由是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也是贯穿于新民主主义时期民主党派理论和实践的具体表现，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纲领是一致的。
二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取向。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对立阶级的人数都只占少数，农民和其他中间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占人口的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因此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动摇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各民主党派不可能形成全国统一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不可能担负起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他们要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就必然要向工农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寻求支持和合作。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也必须争取团结一切拥护革命的中间阶级、阶层及其政党以结成强大的政治联盟。这样，为寻求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形成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是实践证明“中间路线”在中国走不通。民主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到科学救国、民主救国，一直在寻求救国之路。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试图用和平改良的方式建立英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即所谓的“中间路线”。但是，令民主党派寄予希望的国民党当局以及他们心目中的“民主楷模”美国政府，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以“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等罪名，宣布民主党派中力量最大、实力最强的党派——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要按《后方共产党处置方法》“严加取缔”。在高压淫威的不利条件下，为确保盟员的安全，也为了积蓄力量，民盟不得不屈辱地以主席张澜的名义宣告自动解散。随后，其他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残酷的事实再一次使民主党派的领导者们认识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都是不可能的，“中间路线”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当实践证明“中间路线”在中国走不通时，他们能够坚持真理，分清是非，放弃幻想，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最终坚定地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阵营一边，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揭开协商建国序幕
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这一问题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
面对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局势，毛泽东提出先要建立一个各党派的联合政府。1944年，国内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联合政府政治主张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抗日战场捷报频传之时,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盟国的巨大胜利与国民党军队大溃败的强烈对比，使人们对国民党失去信心，纷纷要求改组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军事大溃败形成鲜明对比,这一阶段的共产党已经克服了日军进攻和国民党封锁带来的严重困难,自身实力有了很大发展。政治上，全党通过整风运动，达到高度团结统一。通过建立普遍的“三三制”政权，协调抗日根据地中共与各阶层力量的关系。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认为，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废除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1944年9月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明，党的主张是：“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政治主张，立即得到国内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
1948年，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向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发展，革命胜利指日可待，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公开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建立新中国。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拉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的序幕,成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重要起点，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个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兴起。
从“新政协”到“人民政协”共筹建国大计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拉开了召开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热烈响应，并公开表示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1949年6月16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将这次会议称为“新政治协商会议”，通常简称为“新政协”。到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明确规定：人民政协为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中国人民实现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各民主党派就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的性质、组织原则、内外方针、施政纲领、指导思想等等畅所欲言，发表意见，真正实现了协商建国。从“新政协”到“人民政协”反映了代表们的建议、人民的心声。
由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议事方式，注重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新政协自始至终充满了团结与合作的良好氛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既构成了新中国成立时的最基本法律规范,又成为中国各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协商建国的标志，由此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成功典范。
新政协完成协商建国的历史使命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得以继续保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出巨大的政治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中国各民主党派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有其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长期革命与建设中逐步形成的。新时代，各民主党派具有了新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做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当前，各民主党派要把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正在开展的“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融为一体，积极参政履职、建言献策，努力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原文刊发于《中国统一战线》杂志2020年第2期；作者：致公党党员、中国中化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