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十分重视统战工作与文化建设的结合，他提出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扩大文化界统一战线、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繁荣文化事业等方面的主张，是其统一战线思想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充分体现
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体现在其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尤其在文化建设领域发挥过突出作用。作为功勋卓著的中国领导人之一，周恩来一贯重视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文化建设相互促进的功能，新中国建立后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早在抗战时期周恩来就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了重要成就。新中国建立后，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发挥了统一战线的“包容协调”功能，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杰出的统一战线思想在文化建设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巩固扩大文化统一战线
文化的涵盖范围很广，不仅仅包括文学、艺术，还包括科学、技术、教育、卫生、体育、新闻、出版，以及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周恩来认为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专家发挥作用，应广泛吸收一切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效力的知识分子参加建设，给他们创造条件，积极鼓励他们发挥特长，使他们学以致用。
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他提出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指出：“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由于解放前我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科学落后的国家，我们就更必须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批知识分子的历史遗产，使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相信“经过我们的工作，知识分子将更进一步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并且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更积极地贡献他们的力量。”
他主张必须把知识分子看做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必然存在着如阶级、阶层、民族、宗教信仰等具体性的差异，但是有差异并不是就是指对立，这些差异往往是可以调和的，正是差异的存在保证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为消除知识分子心中的疑虑，周恩来提倡对他们进行业务能力培养的同时，更要注重对其思想上的引领与感召。要求正确传达党中央制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党内部分人士对知识分子存在的宗派主义倾向进行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为了实现和巩固这个团结，我们必须破除门户之见”，凡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都会得到党和人民的支持和尊重。应该看到知识分子取得的进步以及可改造的一面，“我们不但应该改造落后分子，而且应对于中间分子也应该尽可能地教育他们脱离中间状态，变为进步分子”，全力促成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的凝聚。
正确评价和耐心帮助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
周恩来向来对知识分子有着清楚且正确的认识。谈到知识分子的历史问题，周恩来往往以己为例，认为许多同他一样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会多少接受过封建教育、资产阶级教育，也会多少受到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影响，并不同程度上为旧社会服务过。他明确肯定“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带有旧社会的思想烙印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广大知识分子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爱国的，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毫无疑问，他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反革命分子是极少数。周恩来主张从深刻剖析知识分子“历史的根”来正确看待知识分子未来的发展。
基于对知识分子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周恩来特别强调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上的改造，他认为“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肃清旧的思想、作风是长期的。搞精神生产的文艺工作者要尤其注意，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思想改造要从团结出发，并且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实现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新中国的各方面的建设，不仅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应如此。
我国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当时党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存在的某些宗派主义倾向和麻痹迁就倾向，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知识分子力量的充分发挥。周恩来认为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应预防和纠正这两种倾向，既不能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工人阶级队伍之外，低估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取得的巨大进步，也不能过高估计知识界能力而看不到他们的缺点，进而不敢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周恩来总结这两种倾向虽然在形式上是相反的，但都是表现为对知识分子放弃政治领导，实际结果都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为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周恩来提出三点主张：第一，应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的有益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同时他指出对于党外的知识分子除了应得的信任，还需要应得的支持，尊重他们的意见，让他们有职有权，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积极促进文化事业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建设的急速发展的需要，各界知识分子成为新中国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急需力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入观察和研究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领域之后总结出的一个重要方针。新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的实践也证明这一方针是有利于科学和文教事业的繁荣发展的，是有利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的。
周恩来认为要实现新中国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在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时，做到“博古厚今，推陈出新”。他指出“对文化遗产需要我们批判继承，但更多的是要求我们在世界飞速发展的进程中奋起直追，迎头赶上，要一代胜于一代，做出比前人更大的贡献。”这一时期需要知识分子发挥自身作用，把掌握的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通过建设实践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致力于新中国“四化”建设的实现。坚持“百花齐放”和“推陈出新”并重，重视新时期国内涌现出来的新气象、关注世界上其他国家出现的新兴事物，学会在既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利用文学、电影、音乐等各种表现形式创作出贴近人民生活、反映时代形象的新作品。
争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迅速发展新中国的科学和文化事业，艺术问题上争取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求百家争鸣。肃清科学文化领域内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保障科学和文化事业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发展自由。抵制一花独放，一种学派压制另一种学派的现象存在，反对在学术问题、文艺问题上动不动就打棍子、戴帽子的行为。195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时说：“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统一文化工作者与科学工作者的力量，“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周恩来认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这就需要使科学、文教队伍发展壮大，质量更提高，教学制度搞得更好。要使我们的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把过去的追求数量转到重视质量、重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真正使我们在科教文卫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能够做得更好，不仅是形式，而且是有内容的。
正确处理加强党的领导与团结信任知识分子问题
中共中央对于争取、团结知识分子有着统一的认识，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发挥他们的才能。”周恩来在这一基础之上对党有关知识分子的具体领导方针作了详细的阐述。
关于领导问题，他一方面肯定党对科学文化建设的领导，同时也指出“知识分子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的胜利，也是知识分子的光荣”。尤其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对知识分子的大量需求，一方面必须加强党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领导，提高知识分子的自身觉悟，以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也要迅速地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保证建设的速度和质量。但是周恩来对党的领导有着清楚的界定，他不认为党可以领导一切知识分子的一切工作。因此他规定了党的领导范围，“党要管大的方针、政策、计划，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不主张外行领导内行，知识分子具体的业务要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内行来领导，党可以检查、监督、提意见。同时他认为党是一个集体组织，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的领导，所以他劝诫党员个人对待知识分子应该持虚心、平等的姿态，“年轻党员应该向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学习”，即便存在上下级关系也应该保证知识分子权限范围内的自由。
团结信任知识分子问题在周恩来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在争取知识分子最大的范围内的团结时，他把信任问题放在了首位。周恩来指出“他们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自我改造，党就要信任他们。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对知识分子除了信任之外还要有帮助，需要党以真诚的态度帮助知识分子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改善与他们的关系，对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认识及决定进行改正，用实际行动争取知识分子的信任，从而巩固不断扩大的文化统一战线。（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